【鸣镝】

　　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排外情绪高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尤其是针对亚洲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愈演愈烈。尽管美国社会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但以“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占主流的美国社会仍然认为，黄皮肤的亚洲裔是“外来者”，亚裔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并不相融。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亚裔都是促进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理应得到美国社会的尊重和接纳，也正是亚裔的存在才极大拓展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结构的多样性。

　　一

　　在美国多方推动下，亚裔被冠以“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意在彰显美国是一个包容、友好的国家，不存在针对亚裔的文化歧视、宗教偏见或种族排斥。但是，在部分种族主义者的政治操弄下，亚裔恰恰成为美国社会撕裂的“替罪羊”，“模范少数族裔”标签反而成为束缚亚裔美国人的沉重枷锁。一方面，由于被美媒体、政客等刻画成受教育程度高、从事职业体面、经济收入高的群体，亚裔受到的种族歧视得不到重视甚至不被承认，同时还承受着其他族裔美国人的孤立和偏见。另一方面，亚裔在美国受到以白人为主的社会的歧视和压迫无处不在，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亚裔对其生存和发展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和挑战，亚裔自然就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重点攻击目标，并在历史和当代美国反复被一些政客利用，来转移国内阶层矛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社会发生的仇恨亚裔犯罪案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这与部分美国政客为了达到自己政治目的而操弄种族主义话题直接相关。特别是特朗普执政的4年间，一些美国政客发表大量不负责任、煽动性的仇恨言论，在公开场合经常使用带有地域歧视或种族歧视的污名化指称，妄图将本国防疫失败归咎于他国，以掩盖其执政不力和失职。伴随这些不当言论而来的，是亚裔遭受的种族歧视不断增加。这种污名化、歧视性言论加剧了美国社会分裂，造成华裔、日裔、越裔、韩裔、菲律宾裔、印巴裔等亚裔美国人屡屡遭受身体攻击、语言攻击和财产损失。

　　美国联邦调查局2021年8月发布的年度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执法机构提交了8263起仇恨犯罪案件。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的“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在2021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虽然美国16个主要城市的仇恨犯罪在2020年总体下降了6%，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却上升了145%，特别是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圣何塞、旧金山的仇视亚裔犯罪上升迅速。美国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2022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共发生了10905起仇恨亚太裔事件。

　　美国前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针对2021年3月发生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的仇恨亚裔连环杀人案件表示，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曾有一些破坏性言论，如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功夫流感”等，导致人们对亚裔美国人社区持有不科学、不公平的看法，并加剧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威胁和伤害。可以说，美国政府对疫情进行政治操弄，企图通过媒体散播“政治病毒”、掩盖国内矛盾、煽动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正是近年来仇恨亚裔犯罪数量骤然增多的直接原因。这些不实言辞为美国社会歧视亚裔、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提供了口实。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中国病毒”煽动性言论后的一周内，社交媒体上反亚裔标签的使用量大增，随之而来的是对亚裔的仇恨情绪在社交媒体上持续高涨。从特朗普接连抛出针对中国的所谓“病毒源头论”“病毒隐瞒论”“病毒责任论”等荒谬论调，再到拜登宣布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病毒溯源调查，可以看出，美国政客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以此来转移国内的重重矛盾，捞取政治资本。但这种做法只能适得其反，不仅不能给中国“定罪”，还助长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仇恨和排斥情绪，大大激化了美国的社会矛盾。

　　二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种族主义者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统计数据，实际上只是亚裔受到攻击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后的冰山一角。美国历史上针对亚裔群体特别是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由来已久，且实际发生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远远高于执法部门记录公布的数量。可以认为，美国仇恨亚裔犯罪案件数量的激增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疫情期间美国政客煽动仇外、鼓励偏执，直接滋长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外，亚裔遭受排斥与歧视的根源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白人至上种族结构和社会氛围，以及美国政府执法部门对保护亚裔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的不作为。种族主义偏见和差别化执法催生的仇视亚裔犯罪，是对“美式人权”所标榜的“平等”“自由”“正义”的极大反讽。

　　一方面，美国社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仇恨和暴力从未停止。在美国历史上，亚裔饱受以白人为主的社会的欺压和迫害。自19世纪中叶，随着美国淘金时代的到来，大量亚裔廉价劳工被招募到美国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但在19世纪后期，亚裔被美媒体、政客等污名为“罪魁祸首”“野蛮时代的残余”，被白人群体视为在经济、文化、健康等方面的威胁，与所谓的“美国文明”格格不入。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制定法律限制、打压亚裔，如《佩吉法》《排华法》《吉里法》等。这些法律把对亚裔的歧视上升为制度性歧视，使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攻击和排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化程度。亚裔当前在美国遭遇的种族暴力和仇恨犯罪，是美国社会长达数百年种族歧视历史传统的延续，是一种制度性种族关系缺陷的国家悲剧，这一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从美国排斥亚裔的历史可以发现，亚裔美国人被仇视和压迫的骤增，往往发生在美国经济下滑或出现其他严重社会危机的时候，这种非人道种族歧视言行实质在于维护白人至上的地位与利益。相较于美国黑人遭受白人种族歧视受到的较高关注度，对美国亚裔遭受种族歧视的关注度较低。这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歧视亚裔社会氛围的长期存在，亚裔随时可能成为白人及其他族裔美国人的歧视和排斥对象。

　　另一方面，美国司法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使其难以有效打击仇恨亚裔犯罪，而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导致受害者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第一，美国1990年制定的仇恨犯罪统计法规定，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每年需要发布仇恨犯罪统计报告。但事实上，这些发布的数据可能严重失实，因为执法机构不需要向联邦调查局提交年度犯罪报告数据。据报道，美国目前有超过1.8万个执法机构，其中3000多个没有提交2020年的犯罪统计数据。由于数据统计不准确，这可能会阻碍决策机关对仇恨亚裔犯罪的预判和应对。第二，美国地方警方在识别和分类仇恨犯罪方面缺乏培训，且缺少相关配套资源。许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没有被受理或及时侦破，有的罪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即被执法部门释放，而有的仇视亚裔犯罪案件则被执法人员不加分辨地归类为抢劫、骚扰或故意破坏。第三，很多美国的检察官因担心增加不必要负担而不愿起诉实施仇恨犯罪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只有在定罪可能性极高的情况下，才对这类犯罪提起诉讼，因为被告人最终被判无罪可能会削弱人们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心。但是，如果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对实施仇恨犯罪者长期保持漠视或纵容态度，无形中会放任此类犯罪，最终反而会严重消解人们对刑事司法体系的信心。美国的仇视亚裔犯罪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已经引起部分亚裔群体的极度不满和恐慌，有的亚裔在社区自发成立了巡逻队或其他形式的自卫组织，以应对因政府执法不力而不断增多的仇恨犯罪事件。

　　三

　　长久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亚裔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足够重视和认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亚裔受到的骚扰、歧视和暴力急剧增多，是美国社会对亚裔歧视和压迫历史传统延续的集中体现，根源在于白人至上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歧视，以及美国司法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导致打击仇恨亚裔犯罪失灵。

　　2021年11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在结束对美国为期14天的考察之后表示，美国应全面修订法律以防止针对少数群体的种族排斥、歧视及仇恨犯罪的增多。美国政府应重视亚裔受害者的诉求，确保其能够获得有效的救济和帮助。在受到仇恨犯罪侵害时，执法部门应及时制止犯罪行为；在受到仇恨犯罪侵害后，政府应合理补偿受害者遭受的损失。

　　总之，美国当前仇视亚裔犯罪激增，暴露的正是美国制度性种族问题顽疾以及所谓“美式人权”的虚伪本质。美国政府应正视自己的内生性人权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遏制针对亚裔的种族排斥与歧视，同时应及时、有力地调查仇视亚裔犯罪行为，严惩煽动或实施仇恨犯罪的犯罪分子。

　　（作者：李文军，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