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古典学在国内引起许多关注，其中中国古典学在国内的情况较为复杂，因此，本文主要从笔者个人的学术背景谈谈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发展。

古典学（Classics）是西方的一门研究古典文明的学问，承担着文明研究、文明传承与文明互鉴等诸多重要责任，因而自现代学科建设以来，它就一直是西方学术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多重接触，自民国开始，西方古典经典以及古典研究就被逐渐引入中国，并在新世纪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古典学”在中国也从一种自发的运动逐渐向专业化转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其中，并开始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建设，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学界对“古典学”已并不陌生。不过，一门西方的学科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在中国的学术与历史语境下形成自己的体系，尚面临着许多挑战，例如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锚定学科界限、如何界定古典学在中国学术中的位置、如何在该学科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将古典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以及如何在文明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并从中摸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

从古典学作为一门源自西方的学问来说，古典学的建设离不开对既有学科传统的借鉴与学习，但同时，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与国际位置以及中国文明自身的自主性，中国学者对古典学的定义难免与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定义不同。不过，就古典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而言，一些最基本的学科共识仍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例如，无论是英美还是德法体系，古典学作为一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核心的综合学科，都涵盖了古典语文学、文献学、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学等多个门类，并以古典语言训练为基础、古代经典研究为核心，以探索古典精神为要旨。这样的研究版图必然意味着按现代学科划分来界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首先我们需要越过常规的专业划分，消弭既有的文史哲区隔，古典学的建设才能获得足够的专业支撑。

在学科建制上，拥有最为久远古典学历史之一的英国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以剑桥大学的古典系为例，该院系以“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为最高架构单位，下设五个caucus（分支），分别为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学、考古与艺术学，研究人员与教授分属不同的分支，但又同属一个系所。各个分支设有委员会负责日常的学术与教学活动，同时，这五个分支也时常一起举办会议、研讨，并设有日常学术交流机制。如此架构为综合研究与教学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空间，五个分支中的学者经常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学术合作。同时，在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方面，几个分支也相互打通彼此支撑，在强调古典语言学习为基础的前提下，共同对学生进行不同类别的教学与训练，并在最后以“综合论文”进行考核。因此，在剑桥古典系，便不难看到学生综合能力往往较强，语言基础训练扎实，学术研究方法贯通而多样，并有更明确的以“文明”为整体对象的研究意识。

当然，英国模式并非西方古典学唯一的建制模式，美国和欧洲与此模式多少有所区别，例如，在美国有通识教育作为支撑，而一些欧洲的系所会偏重某一类别尤其语言学和文献学。但无论如何，以古典语言为基础、经典文本研读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与教育都仍然是整个古典学界的共识。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完全可以先尝试将我们已经有所发展的领域（例如史学研究、哲学研究、文学研究等）整合起来，形成一股相互支撑的研究与教学力量。

从中国现在的古典学相关发展来看，我们的确已经具备了上述建设的可能性。就研究而言，中国的古典学已有相当的积累，从最初对古希腊罗马经典文本的译介，学者们已经转向了对这些经典的校勘、注释与研究。无论是史学界对古希腊罗马史乃至接受史的全面掌握，还是哲学界对希腊罗马哲学的深入考察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全集等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还是近几年文学界的学者对古希腊文学包括史诗、戏剧、抒情诗乃至希腊化和罗马诗歌的注释与考察，都已相当可观。同时，“经典与解释”“古典与文明”“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等研究系列，《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等教学类书籍以及《古典学研究》等专业研究期刊都已在国内纷纷发展与积累起来，这些开展已为古典学的专业建设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而就专业教育而言，除却近年来不断扩大的研究者与教师队伍以外，在语言教学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开设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课程，并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校具有开设中阶以上古典语言的能力。因此，无论是语言的训练、文本的研读与教学，还是各分支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深度与前沿程度，国内在近几年来都上了很大一步台阶。

因此，接下来的建设，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统合各方力量，在学习西方、掌握西方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的专业意识，并将古典学纳入为中国学术生长的一部分。在此，我们仍需要不断强调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建设意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的建设，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文明发展的大势。就此而言，西方古典学的学习与研究从根本上讲，绝不只是为了西方而西方，也不简单是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是最终要回到我们中华文明内部，来回应我们自身的问题。只有具有自觉的中国意识，以及对中国自身所处的时代与格局的充分理解，通过建设西方古典学、理解西方的文明根源，最终从西方回到中国才具有实质性的价值。

这里我们或许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典学在西方有其自身的历史与背景，古典学科的研究与建设也是随着西方人文学术的整体发展而发展。因此，在我们发展古典学时，除了特别强调古典语言的重要性之外，也同时应对西方人文学术有整体的脉络性的把握与理解。进一步，中国自身的学术与研究问题也应当被纳入西方古典学的视野当中，如此，我们的研究与发展才不会仅仅是舶来品，而是能够提出自身的问题、概念与思考。

当然，如果回到中国，西方古典学必然与中国的古典研究形成许多对话与交流的空间。从既有设置来说，前有文史哲的发展，后有国学的兴起，尽管其沿革历史复杂，但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与西方古典学相交互的领域。西方古典学所带有的特有的中国意识，将要求古典学的研究最终回到中国视野之中，并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深入的对话。这些对话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它涉及文化、政治、思想、历史等多个方面，并最终落脚在中西方核心文明精神的互鉴上。这也意味着，从建立古典系开始，我们的研究与教学就应当含有文明比较的意识，并从本科教育开始，通过扎实的训练，积累学生的多文明关怀与互鉴意识。由此，西方的古典学建设不仅离不开国内西方研究学科的同心协力，也同样需要得到中学方面研究与教育的支持。在这一方面，于2009年创立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古典学教育的模式。该学院以坚实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古文字训练为基础，以中西方经典文本教学为双重线索，短短几年时间，教育出了相当多同时具备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训练基础的学生。这一模式比较有利于中国发展自身的古典学教育，并在本土培养出“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新时代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恰是在中国建设西方古典学的题中之义。而“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则正是古典学专业建设的初心与使命。尽管万事开头难，但相信，古典学的建设在当今人才代出的时代可以在各方的支持与彼此的理解中逐渐建立起一套可行的方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颜荻 单位：清华大学新雅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