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之检察机关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既有起诉后依法从严惩处的，也有因情节轻微作出不起诉处理的，体现了检察机关在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过程中，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案，宽严相济、不枉不纵。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为湖南省岳阳市张某节等1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吴某龙等10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四川省雅安市罗某、罗某祥、罗某勇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江苏省南京市陈某宝、万某祥非法捕捞水产品案，重庆市涪陵区黄某航、杨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贵州省遵义市穆某群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介绍，依法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是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忠诚履职的表现。2020年6月，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共同部署开展了为期3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长江流域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持续加大长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长江流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的态势得到明显遏制。一年来，长江沿岸14省(市)检察机关共起诉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5331件8464人，同比分别上升120.4%和104.5%。

　　“随着专项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对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政策把握，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仍然存在认识不够深刻细致、理解不够系统全面等问题。最高检发布这批典型案例，就是为了进一步指导各级检察机关用足用好法律规定，准确把握刑事政策，更好推动专项行动深入有序开展。”该负责人表示。

　　案例一：湖南省岳阳市张某节等1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吴某龙等10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间，被告人张某节、肖某意、涂某成等10人单独或伙同他人，在禁渔期或在洞庭湖水域的禁渔区内，多次采取电击等禁用方法，或采用“丝网”(注：一种用透明细小尼龙线编织成的小孔径渔网)、“地笼网”(注：一种由网线编成、铁丝或竹篾撑开的，多节、小孔径捕鱼工具)等禁用工具非法捕鱼后，分别销售给被告人吴某龙、伍某区和舒某权等人的收鱼团伙。

　　吴某龙、伍某区以及舒某权的犯罪团伙均明知收购的鱼系非法捕捞的渔获物，仍加价卖给个体鱼贩被告人朱某辉、蒋某、林某兵和任某。为逃避打击，吴某龙、伍某区和舒某权团伙从不在交易现场露面，只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朱某辉等鱼贩确定鱼的交易种类、数量、单价和交易地点，再联系非法捕捞人员张某节等人直接将捕得的鱼送至交易地点装车。后朱某辉等人雇车将收购的鱼运至重庆贩卖。

　　至案发，张某节等10名非法捕捞人员非法获利13万余元，吴某龙、朱某辉等10人非法获利29万余元。

　　【检察履职】

　　2020年6月18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水上警察支队以张某节等10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吴某龙等10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君山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涉案人员较多、法律关系复杂、涉案时间和地点跨度大等问题，进一步补充收集、固定了相关证据，明确了张某节等人为牟利非法捕捞，并与吴某龙等人建立了相对固定的捕、运、销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了“捕捞—收购—运输—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完整利益链条；进一步核实了涉案水产品的数量和各被告人非法交易的金额。11月4日，君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节等10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吴某龙等10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1年1月26日至27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检察机关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江豚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和渔民代表旁听了庭审。2月8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张某节等10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吴某龙等10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拘役不等，并处或单处罚金共计28万余元，没收全部违法所得42万余元。同时，判决20名被告人连带承担生态修复费用59万余元、专家鉴定费4万元。

　　【典型意义】

　　我国自2002年起试行春季禁渔期(即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到2016年调整禁渔期(即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再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禁令之下，虽然各地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长期以来，仍有不法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形成了捕捞、收购、贩卖长江野生鱼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环环相扣、分工明确，通过多次交易，各环节得到不断加固，不仅危害十分严重，打击也十分困难。

　　为有效预防、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检察机关要紧盯非法捕捞“捕运销”全链条，将职业化、团伙化非法捕捞作为重点打击、从重处罚的情形。坚持“全链条”打击、打深打透，配合其他执法司法机关斩断非法捕捞供销产业链。对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非法捕捞的，采取没收违法所得、罚金刑等多种措施进行经济惩罚，并责令其承担生态修复费用，铲除滋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