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中国极地考察40年来，一代代极地工作者勇斗极寒、坚忍不拔、拼搏奉献、严谨求实、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每一次南极考察都有不少年轻人参加。

　　今年不到40岁的肖志民已经是“老极地”了，包括本航次他先后18次参加极地考察，其中，南极10次、北极8次。在他眼里，过去的十几年，特别是在“雪龙2”号服役之后，中国极地考察有了跨越式发展。他和队友们也见证了中国极地考察的多个“第一次”。

　　肖志民告诉记者，极地考察广度和深度的大幅拓展，离不开“雪龙2”号强大的首尾双向破冰能力。以前去不了的、海冰相对严重的区域，现在都可以安全抵达。

　　在动力系统上，“雪龙2”号配有四台发电机和双吊舱，但仅依靠单台发电机、单吊舱就可以维持正常航行，因此，有着非常大的安全冗余。

　　在考察水平上，“雪龙2”号也带来了质的飞跃。不仅所有涉及到的海洋调查项目都可以做，而且由于搭载了动力定位系统，开展作业时能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作业精度大大提高。

　　15年18次探索极地，肖志民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极地考察从自然探险时代进入到科学探索时代。不仅考察的地方更远了、作业的精度更高了，队员们的生活也更加舒适了。

　　探索南极 “90后”勇挑大梁

　　在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中，极地新生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雪龙2”号为例，考察队平均年龄34岁，其中，锐气十足的“90后”占46%，经验丰富的“80后”占30%，他们是考察队的主力。面对极地环境特殊、工作内容复杂、安全风险巨大等诸多挑战，他们迎难而上，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的蓬勃朝气。

　　这是“雪龙2”号本航次考察中的最后一项作业任务，也是唯一一项陆基作业。几位考察队员要乘坐直升机登上阿蒙森海沿岸的企鹅栖息地，开展相关调查。

　　“90后”陈超是“雪龙2”号大洋队队长，虽然还年轻，但已经是极地考察的行家了。

　　这类有企鹅栖息的岛也被大家通俗地叫做“企鹅岛”。在岛上有几座小山需要翻越，但没有路，在上面穿行，既有形状大小不一的乱石，也有平整光滑的冰面。队员们随身携带了铁铲，用铁铲刨开冰面、塞入石头，作为大家通过冰面的落脚点。

　　在登岛的小队里，大家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找路、有人负责取样、有人负责联络。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90后”考察队员何靖一直主动承担探路的任务，虽然这次是他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但探起路来却有很多经验。

　　每隔一段时间，考察队员都会记录下地理坐标；每走一段路，他们也会仔细辨识地面。在规定的考察时间内，他们发现了企鹅的羽毛、脚印等痕迹，并进行了取样。

　　由于存在着种群迁移以及时间变化等因素，最终大家并没有遇见企鹅。但队员们并没有气馁，他们说，即使只找到企鹅生活过的痕迹，也是一种收获，通过后续的研究就可以进一步增进对种群变迁的了解。

　　这些年轻队员，无论是第一次来，还是来过多次，都对极地充满着热情与向往。

　　40年南极考察不缺席的武大年轻人

　　南极考察队由来自国内多家单位的科考人员组成，而这其中，武汉大学是国内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自1984年参与创建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起，一代代年轻的武汉大学师生接续奋斗，他们攻克了一系列极地测绘技术难题，为科考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来自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艾松涛，先后16次参与中国南极考察。2002年首次踏上南极大陆的时候，他还是一个25岁的研究生。当看到国际同行关于南极的地图资料丰富详细，艾松涛就想，中国人能不能做出更好的。

　　年轻的艾松涛得到了主管部门领导的支持，在导师的指导下，带着一帮比他还年轻的师弟、师妹开始写代码。

　　从一个想法到一套管理系统，从二维到三维，从历史数据、档案管理到精准实时的态势感知，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也让这套系统持续生长，越来越强大。

　　孔建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参加了中国第33次南极考察，那个时候他30岁。

　　孔建对南极大陆的第一印象就是严寒的天气，在南极使用手机很快会关机。为了减少天气对通信的影响，他和同事专门设计的一款调度和保障设备就增加了抗严寒天气的功能。

　　柯灝参加南极科考的时候比孔建还要年轻，2012年那时他28岁，第一次去他就有了惊心动魄的经历。在南极，数据线从主机连到天线，因为要穿过保温箱，他和同事在保温箱上面钻了一个小孔，小到数据线勉强穿过，而正是这个举动，让柯灏的数据采集工作差点儿前功尽弃。

　　幸好及时发现没有造成短路，而这一次的教训，成为柯灝第一次南极之行最大的收获。回国后，他和同事反复讨论，找到了解决办法并传授给后来的学弟、学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