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说，训练时各项成绩都优异的新兵，上战场后第一次面临真枪真炮，甚至会尿裤，更不用说战前“优异”的战术素养了，那时脑子里只剩一片空白。一个记者的“处女作”，有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越想写好一点，越不知道怎么写。这时候，如果有一点外力，被紧张抑制的能量就会发生作用，一个“新兵”若干年的知识训练就会被“激活”。而这种外力并不神奇，也许就是别人的一两句话，一位旁观者，或者一位编辑。但这一两句话，必须精准，才会发挥“点穴”作用，才会一语惊醒梦中人。

编辑是把关人，是好作品的精心打磨人，这是相对于比较成熟的记者。对于年轻记者，编辑也应该是慧眼识珠者，指点迷津者，是年青记者的启蒙人，引路人。这是一个编辑的责任，也是衡量一个好编辑的标志。

作为一名报社新兵，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访，是我第一次独立采访。可可西里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少女”，但实际上这里是气候恶劣的“无人区”。这里虽有城市无法相比的湛蓝天空，更有城市人体会不到的荒凉。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有想要流泪的感觉，为这里顽强的生命力，为这里高尚的灵魂，为这里血腥的屠杀。我感觉到了肩膀上沉重的担子，我想把心中的感动写出来，想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有一些人为了挽救脆弱的环境和濒危的物种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去可可西里的途中我心里就忐忑不安，因为没有采访经验，生怕漏掉了什么新闻素材，因此，我把所见所闻几乎都记在了采访本上。汽车驶过昆仑山口，一幅写着“让我们的心灵像雪域般纯洁”的标语深深震撼了我的心。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我和管理局局长、反盗猎队员和志愿者们聊天，把听到的感人故事记满了一个采访本。就这样，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白天找素材，晚上整理材料，逐个核实人名、地名。离开的那晚，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才嘎对我说：“我看出来了，还是人民日报记者最认真呀。”听了这话，我心里暖烘烘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出一个好稿子来。

回到北京立刻开始动笔，但是面对如山的材料我却不知从何处着手。写了一稿又一稿，自己都不满意。把自己关了三天，终于写出二千多字的稿子，发到编辑组。当晚到编辑组求教，陈伟光老师只问了我一句话：“你这篇文章到底想说什么？”我却回答不上来。我想说的太多了：可可西里对全国环境的重要，藏羚羊对特种进化的重要，反盗猎队员的伟大……想说的太多，反而让文章变得琐碎无章。于是稿子被退了回来。晚上睡不着，想着在可可西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反盗猎队员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于是立刻爬起来，熬了一个通宵，又写了二千多字，美滋滋地又传到编辑组。再次到编辑组求教，陈伟光老师看完稿子后还是摇头，他对我说：“你把你在可可西里感触最深的人和事不加修饰地写下来，不要看采访本，怎么想就怎么写，就在这里写，写完给我。”

我在编辑组的一台电脑前坐下来，这一坐，在可可西里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涌现。我就把一路上的高原景色，听志愿者的讲解，在保护站的见闻以及巧遇被救养的藏羚羊的片段全部写了出来。第二天，陈伟光老师将改好的稿子交给了我，我随便写的那些片段几乎没有怎么修改保存在文章里。看着改后的稿子我如梦方醒。陈伟光老师说：“你前两稿一直端着架子写文章，加入了太多议论性的东西，反倒模糊了内心的感受。”这样的稿子感动不了自己，怎么能感动读者呢？

附：

“生命禁区”的守护者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见闻

朱虹

巍峨的雪山下面是茫茫戈壁，光秃秃的丘陵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分外刺眼。可可西里，因高寒缺氧而被称为“生命禁区”。

在从不冻泉保护站到索南达杰保护站的路上，不时看见成群的藏羚羊。上世纪末，这里疯狂的藏羚羊盗猎活动震惊国内外，藏羚羊种群数量从20多万只急剧减少到几万只，成为世界濒危物种。自1998年以来，可可西里的反盗猎勇士与武装盗猎分子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忠诚地守卫着这个雪域精灵。藏羚羊羊羔存活率保持在50%左右，数量正在回升。

同行的青岛科技学院教师王挺曾在可可西里做过志愿者。记者问他：“你多次来可可西里，是不是很关心藏羚羊的命运？”

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开始是这样。后来我每次来，最关心的是咱们的巡山队员们身体怎么样，因为一旦他们倒下了，藏羚羊也就完了。”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每一个黝黑的巡山队员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队员罗松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话不多，笑起来很腼腆。他说，巡山时最怕的是陷车。夏天巡山时车会陷进沼泽，队员们挖一天把车挖出来，没走两步又陷进去了。冬天车陷进雪里，就要铲雪前进，铲一会儿人就筋疲力尽了，车子还是前进不了几步。走不出去，人就会被冻死。

索南达杰保护站是为了纪念与盗猎分子战斗而牺牲的烈士索南达杰而设立的。在这个保护站里，记者见到了动人一幕：几只藏羚羊被饲养员领着散步，它们像宠物一样跟在饲养员的后面，非常温顺。有人介绍说，这些藏羚羊是被巡山队员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记者禁不住想抚摩它们，却被饲养员制止了，他说，这些羊以后是要放回自然的，抚摩会让它们更习惯与人一起，而不能适应大自然了。

从1998年初带领队员向盗猎分子打响第一枪开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的名字就与可可西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今，年过半百的才嘎仍然执著地守护在保护区的土地上。

才嘎告诉记者，反盗猎队员每年都要在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核心区内巡逻十几次，每次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队员们在天寒地冻的保护区内风餐露宿，爬冰卧雪，傍晚时吃上一碗热方便面成了他们最大的享受。6年来，他们破获盗猎藏羚羊等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和非法捕捉、盗卖、运输野生动物产品的各类案件10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人，收缴藏羚羊皮近4000张。

虽然藏羚羊的生存环境大为好转，才嘎还是忧心忡忡。他说，由于藏羚羊皮和羊绒走私通道没有封死，我国刑法对盗猎分子的处罚过轻等原因，国际藏羚羊绒制品非法贸易依然存在，盗猎分子盗猎手段变换不定，再加上保护区内放牧区域不断扩大，藏羚羊的天敌相对增多等因素，藏羚羊和三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仍面临着重重困难。

他说：“只要可可西里的枪声不停息，我们就不会休息。”

（原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1日）

（费伟伟，人民日报正高二级编辑。曾任《市场报》副总编辑、《中国能源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社长、地方部副主任；六次获中国新闻奖，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著有《新闻采写评》《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好稿怎样讲故事》等新闻业务专著6部；主编《典型人物采访与写作》《人民日报写作课》等新闻业务专著6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杨花漫漫》等散文、游记、通讯集3部。）

（选自《人民日报记者说：典型人物采访与写作》，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