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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秉林（右五）和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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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钟秉林（1951-2024），北京人。1969年至1973年，在陕西延安插队。1973年至1977年，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至1996年，先后任南京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助教、讲师，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副主任、主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6年至2001年，先后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司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至201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12年至2019年，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曾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顾问、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著有《大学的走向》《教育的变革》《高考改革——理想与现实》等。

4月7日，是恩师钟秉林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过去这一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深切怀念他。初见先生是在2006年9月，我刚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有次在校园偶遇，我主动向先生问好，他虽正踱步沉思，仍驻足礼貌回应。彼时先生身为北师大校长，却如此平易近人，其儒雅风度与学者气韵令我印象深刻。更没有想到的是，三年后竟蒙先生垂青，有幸忝列师门成为他的博士生。从三年求学期间的谆谆教诲，到毕业后十二年间始终如一的悉心指导，先生于我实有再造之恩。

20世纪60年代末，钟秉林赴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武家塬村插队。由于村里教师奇缺，插队没多久的他便执起教鞭，成为村小代课教师。谁承想，这方简陋讲台竟成为他毕生教育事业的起点。此后，他历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虽身居要职却反复向我们强调：“我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

钟秉林先生躬耕教坛数十载，大学校长之职占据了其生涯较长时间。对于这一身份，他认为：“校长虽是学校领导者、管理者，但更是‘搭台子’的人，是‘灯光师’。校长要做的，就是把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教学与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发挥个人所长的机会和平台。”在我心中，先生既是杰出的大学校长，也是真正的大先生、教育家。

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践行者

钟秉林先生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他毕生致力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是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践行者，也是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先生求学、任教、任职的人生轨迹，始终与党和国家发展需求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1969年初，少年钟秉林匆匆结束在北京四中的学习生活，奔赴陕北延安插队，夜晚在窑洞的煤油灯下苦读，既钻研经典著作，又系统自学初高中课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这般持恒之志，1973年，他作为工农兵学员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怀着“为经济建设人才培养作贡献”的志向，他选择留校任教。

1990年，钟秉林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以公派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威尔士大学进修，师从英国机械工程领域著名学者布莱德教授。留学期间，他不仅高质量完成各项实验研究任务，在国际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作品；在学习之余，还积极参与学生工作，尽心为中国留学生多做些实事。凭借治学勤勉、锐意进取的精神，199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威尔士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投身祖国机械工程领域的教学与科研事业，先后主持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并出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将国际前沿管理理念与本土实践相结合，为学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6年9月，45岁的钟秉林调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成为国家教委当时最年轻的司长之一。世纪之交的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关键期，高校发展面临规模扩张、结构调整、质量提升等多重压力。任职期间，他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推动和参与高校办学体制、学位制度、考试招生制度、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等多项改革工作，为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01年4月，钟秉林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当时，北师大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师范性、学术性、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到底哪一条路更适合学校？他牢牢把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多次与学校教授、干部、师生开展座谈，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一线调研工作。站在建校百年历史节点上，他和学校党委审慎研判，确立了建设教师教育与文理基础学科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定位。

在担任校长期间，钟秉林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改革学科结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体制为抓手，通过创新教师教育模式、设立教育学部、筹建教育基金会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学校向综合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学转型，为北师大改革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探索了强化特色、综合发展的办学道路。

卸任校长一职后，2012年5月，钟秉林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担任会长期间，他积极落实国家战略，全力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推动教育理论创新，恢复学会教育科研规划课题，持续打造学术年会等各类品牌学术活动，支持各分支机构开展专业学术活动，全面加强学会党的建设、制度建设和分支机构建设，促进学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12月，他被授予“中国教育学会特殊贡献奖”。

除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北师大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外，钟秉林先生还有很多“分量十足”的头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顾问、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暨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每一个头衔背后，都承载着先生积极投身党和国家教育事业改革的躬身实践，见证着他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不懈求索。

谦谦君子、人师世范

钟秉林先生是谦谦君子，品性温润如玉。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一不夸赞其为人与品德。去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组织的先生追思会上，顾明远、黄会林、林崇德、王英杰等一批学界耆宿对钟校长的品格赞誉有加，与会领导、同事、学生众口一词，称其为好人、好同事、好教师。

先生兼容并包、虚怀若谷。自2001年4月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起，他始终重视教师专业发展与权益保障。为推进大学发展，先生亲自率团赴海外延揽人才，许多学者因其人格魅力选择回国加入北师大。正是凭借这份求贤若渴与兼容并包的胸襟，先生为学校储备了一批海外优秀人才。众多学界泰斗、青年才俊也由此坚定了扎根北师大的信念，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我追随先生攻读博士那三年，他正好处于大学校长任期，其为人、治校与治学均有口皆碑。2010年，在一项互联网评选活动中，先生经网友投票与专家评审，荣膺“中国最具魅力校长”之一。我闻讯后向先生道贺，他却略显腼腆。这般反应，恰与其谦逊低调、温润如玉的品格相契。

先生待人至诚，尤重情义。日常交往中，他总是习惯为别人着想，对于北师大校友更是怀有深厚感情。每逢出差，他必抽空探望当地校友，关切他们在各行各业的成长与发展。对于学术后辈，他不遗余力提携，无论是学术指导、文章约稿，还是书稿作序及教育公益活动邀约，只要时间允许，他都有求必应、倾力支持。

曾有位地方高校青年学者辗转联系到我，恳请先生为其新书作序。我告知先生邮箱并建议直接联系，深知先生从不因素未谋面或学校层次等问题而推辞。果不其然，短短数日，那位青年学者便收到了先生亲撰的序言。先生辞世后，我与几位教育同行交流，竟发现江苏、山东、河南三位中青年学者的专著，都承蒙先生惠赐序言。抚卷追思，先生对后学的关心关怀与无私支持，早已化作无数青年学人书架上的温暖墨迹。

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待人接物皆一视同仁。对于学术活动，他从不以主办院校的层级、类型、排名等作为是否参与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顶尖学府，还是普通民办院校，均以同等热忱相待。

先生严于律己，生活朴素。他一心扑在工作与学术上，日常生活数十年如一日般简朴。那件寻常的黑色西装外套，一穿就是十多年，袖口磨破也不舍丢掉。每次学生为他带饭，他总是抢先递上饭卡：“不必麻烦，到最近的食堂给我带碗牛肉面就好。”言罢便继续伏案工作。我回母校请教时，若逢饭点，先生习惯在办公室以盒饭招待，且坚持让在读学生用他的饭卡购餐；他边用餐边探讨学术，盒饭必吃得干干净净，这份“光盘”坚守，正是其言传身教的生动注脚。

先生亦富仁爱之心，特别对贫困学生和乡村教师始终抱有深切关怀。任职北师大期间，发现部分学生家庭经济较困难后，他当即推动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与优秀学生奖励机制，完善心理辅导等支持系统，并强调“教育者的使命是让每个学生都感受到尊重与关爱” 。之后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期间，先生仍延续每年探访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的习惯。在我看来，这份对教育公平的执着坚守，浸润着先生对我国基层教育最朴实的情怀。先生是重点大学农村专项招生计划的坚定倡导者、支持者。先生门下硕博士研究生既有名校生源，亦有地方普通院校学生及农村学生。在指导过程中，他始终一视同仁，以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观，为学生架起通向学术殿堂的桥梁。

崇教爱生、因材施教

自陕北插队任村小代课教师起，钟秉林先生投身教育事业逾半个多世纪。作为北师大校长，先生力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曾有记者问先生：“在众多头衔中，您最看重哪一个？”他脱口而出：“教师！”二字千钧，恰与先生行止相印证。

2009年9月我初入师门之际，先生正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大学管理工作。2012年7月卸任校长后，他逐步将重心转向教育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截至2024年，先生累计指导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博士后50多人。纵然工作烦冗，但对于教诲学生，他一直都在场，从未缺席，特别在学生发展关键节点，先生都会给予悉心指导。

2012年初，在我博士论文攻坚之际，钟先生逐章审阅、字斟句酌为我精修文稿。犹记2012年4月他在无锡出差，凌晨12点看完我的毕业论文部分章节后，专门致电与我沟通论文事宜，令我至今铭感于心。毕业后我多次向先生提起此事，他总轻描淡写道，这是为师本分。后从同门处获知，门下每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皆获先生同等倾心指导与严格把关。

先生时刻把学生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崇教爱生”这一毕生信条。卸任校长后，他在培养学生上的精力投入，远超一般行政与学术工作。先生一生未使用微信，习惯用电话和短信沟通。对门下弟子短信他不仅必回，而且往往是“秒回”。

每年新生入学时，先生都会关注门下研究生的助学贷款情况，关心学生吃得好不好，生活上是否有困难等。先生清晰记得每一位弟子的家庭情况、学业基础、学习节点与毕业去向。无论工作多忙，只要学生找他求教或帮助，他定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对于门下毕业生，他不仅践行“经师”使命，更以“人师”标准则己，一直关心、支持、指导学生的终身成长。

先生关爱学生，同时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反复叮嘱学生：“做人做事，都要谦虚低调，不能因为是校长的学生，就在学校享受特殊优待。”退居教师岗位后，他仍多次告诫学生：“对于学校各项规定，每个人都应当严格遵守。有时哪怕麻烦一点，也不要因为个人的事情给学校老师添麻烦。”此外，在论文方面，他时常强调：“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和新意，不能为发表而发表。”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形象既伟岸光辉，又慈爱温暖。2018年暑期，师门赴河北张家口草原旅行期间，他与老牧民畅谈少年时延安插队往事，偕爱人在草原余晖中漫步，同学生们的孩子一起做游戏……此刻的他，不再是严肃庄重的学者，倒似慈祥可亲的“邻家爷爷”。令学生们遗憾的是，由于先生工作繁忙，这竟然是师门唯一一次外出休闲活动，每每念及总令人怅然。

先生以启智润心之道育人，始终坚持宽厚包容、循循善诱的教育原则。从指导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到日常学术论文的选题与撰写，他都会充分征求并尊重学生意见。在学术领域，先生格外注重学生的自主发展，虽主持多项国家级或部委科研项目，却从不指派学生参加特定课题组。对于学生自选课题，他总是倾力支持，并谆谆教导：要用心做研究、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

作为教育领域的全国知名专家，先生始终将自己摆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探讨学术问题时，他常把“要有学术自信，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们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更好”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与学生共同研究重要文献，商讨研究方法。每月师门沙龙例会，无论多忙他都尽可能参加，耐心倾听学生汇报与讨论，从不先入为主定基调、下结论，而是在最后环节，将大家提到的共性看法、重要问题进行总结，并补充自己对讨论主题的意见和建议。

先生因材施教。他始终怀揣教育理想，期盼“人人能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人人能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记得我入师门与先生的初次正式谈话，是2009年9月初在北师大主楼四层的校长办公室。先生问：“你为什么要读高等教育学博士？”我答道：“想和您一样将来做大学校长。”因硕士期间一直从事大学校长研究，深为中外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智慧所折服，为此我放弃去北京区县教委工作的机会，选择追随先生攻读博士。先生闻言当即教育我，年轻人有理想、有志气固然可嘉，但做事情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步来。先生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当校长，亦是水到渠成而非刻意求之。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话，虽时隔16年，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师门科研起步晚、入门慢的弟子，先生总会给予更多关心与指导，勉励学生戒骄戒躁、踏实努力、稳步向前。在其开放包容、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引领下，门下弟子职业发展并未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广泛分布于行政机关、出版机构及企业等各领域，也都在各自岗位有所建树。

2023年10月26日下午3点，我如约回北师大探望先生。见面时间虽不长，先生仍关切询问我的工作近况与科研进展，并就教育强国建设、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议题给予悉心指导。因性情内敛含蓄，当时我只如常般用心聆听，却未能握一握先生的手，或给他一个拥抱，从情感方面予他以安慰和鼓励，此憾至今难以释怀。未曾料想，此次寻常的师生叙谈，竟成先生对我的最后教诲，亦是我与恩师的最后一面。

做真学问、真做学问

钟秉林先生关心、思考并投身于教育事业，推动教育改革实践，促进教育理论创新。他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与践行者，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突出贡献者、高考改革跟踪评估及拔尖创新人才选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

先生认为：“大学管理者需要深刻理解教育本质，洞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积淀教育管理智慧，由此才能不被社会世俗功利所诱惑，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开展创造性工作，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换言之，大学管理者要熟悉教育、研究教育。担任校长后，其研究领域也随职务调整由机械工程转向教育研究，并逐渐成为我国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钟秉林先生勤学笃行、笔耕不辍、求是创新。过去十余年间，他累计发表教育类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8部，连续多年入选中国高校教育学科高贡献学者及高被引学者。其研究长期聚焦高等教育领域，在人才培养、经费投入、考试招生、教师发展、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著述颇丰。先生所著《大学的走向》《教育的变革》《高考改革——理想与现实》等文集，凝聚着其深耕教育、科研求索的智慧结晶。

先生常自谦非教育专业科班出身，却始终以宏阔视野、战略思维、系统方法开展教育研究。他紧扣党和国家教育发展需求，带领团队主动承接国家及部委委托课题项目，及时开展国家关切的教育战略与前沿问题研究。近年来，他围绕我国教育领域复杂难题，带领团队开展教育资源配置、民办高等教育、新高考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研究，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交了一系列高水平政策咨询报告。

众人多见钟秉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却鲜知这背后的夙夜耕耘。先生在教育系统身兼多项要职，日常工作满满当当，大多数论著皆于公务间隙完成。先生全年无休，常常加班熬夜。对于国家部委委托的重要项目，他都是亲力亲为、兢兢业业，必亲自带领项目组成员修改完善文稿，力求咨询报告与研究结论精准严谨。尤值称道者，先生特别强调科研学风——凡合作成果，只有他实际参与、作出贡献的，才会允许署名。

住院期间，钟秉林先生仍坚持撰写教育家精神及纪念潘懋元先生的文章。直至生命最后阶段，他还在病榻上逐字推敲完成了多篇学术论文。先生辞世前后，其研究成果在《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更有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种以生命践行教育科研使命的精神，为后学树起永恒的学术丰碑。

清明时节，我与同学们一道前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拜先生。衔哀致诚，谨以拙笔写下此文，以念师恩。惟愿先生树人遗风永泽杏坛，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姜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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