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萝卜冲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少有的参加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组建装甲兵部队，被誉为“中国装甲兵之父”。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许光达在特殊时刻的坚定选择，彰显了他对党的绝对忠诚。

　　绝不退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之下，许光达坚定选择共产党。

　　国民党“清党”时，许光达正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书。有一天，他刚要走出教室，就被同学廖昂塞了一张“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许光达一看便心知肚明，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伎俩。

　　许光达进入黄埔军校时，学校给每名学员发了一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每人填写一份，就算是加入了国民党。当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允许的，许光达与很多共产党员一样，都具有双重党籍。由于国民党的“清党”，学校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一些人被“清”跑了，20多个教官只剩下五六个，学员人数也锐减，仅他所在的炮兵大队就被缩减为一个连。不过，也有一些人放弃了共产党党籍，选择了国民党。许光达也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选择。当时的情况非常明朗，选择国民党，意味着升官、发财、过好日子;选择共产党，意味着吃苦、流血，甚至牺牲。

　　许光达痛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如今革命遇到挫折，越是这个时候，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党性。想到这里，许光达拿起那张“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毫不犹豫地写下“死也不退出中国共产党”，毅然递给廖昂。廖昂非常吃惊地对他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真是不识时务。”廖昂还说：“国民党是孙总理三民主义的继承者……我们年轻人要想实现远大理想，就必须加入国民党才行……”不管廖昂怎么劝，许光达不为所动，最后两人吵了起来。廖昂气呼呼地说：“哼!死顽固，走着瞧!”许光达大笑一声，回敬道：“廖昂，我许某人奉陪到底!”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背叛了革命，公开与共产党决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已无法上课，第五期学员提前毕业。随后，陈毅向许光达等传达党的指示：“我们要积蓄力量，准备再战。”“你们就要毕业了，面临新的革命工作。党派你们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去，积蓄军事力量，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炮兵营任排长。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他可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他选择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后来，许光达回忆说：“因为我没有想过任何其他出路，所以也更加忠于共产党。”

　　千里寻党

　　1927年8月2日，许光达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6名共产党员接到九江党组织的指示：“速赴南昌，参加起义。”于是，他们趁部队开早饭的时机离开了兵营。

　　为了躲避盘查，他们只得走小路赶往南昌。几天后，他们到达赣江边，望着对岸那黑黝黝的城墙，心想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果然，一过江，在离城不远的路口，他们便发现了一张由张发奎署名的告示：“叶挺贺龙，盘踞南昌，希图不轨，实行赤化，本总指挥，挥泪致讨，以谢党国。”

　　“不好，张发奎的部队进了南昌，这家伙彻底倒过去了。”同行的人讲道。“叶、贺的部队呢?”许光达焦急起来。“很可能已经转移了。”有人说。那怎么办呢?同行的6个人对前行的路出现了分歧。有人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在哪儿找到党，就去哪儿。”许光达说：“那怎么行，党派我们来是参加起义的啊!”“那你说怎么办?”有人问。许光达坚定地说：“听说部队沿抚河下临川去了，最后一批是前天夜里才撤走的，昨天下午张发奎的部队才进城。追，追上起义部队。”6个人达成了一致意见。追赶上部队后，许光达先任排长，后任代理连长。三河坝战役中光荣负伤后，他与同时负伤的党代表廖浩然一起被安置在三河坝茂之前村附近农民家中，组织上给他们留下了20块银圆。在农民和老郎中的细心照料下，20天后，他们已能走动，便决定留下一半银圆，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离开了茂之前村，前去寻找部队。他们赶到潮州，得知起义失败，队伍打散了，城内到处贴满了捉拿叶挺、贺龙的布告。他们两个外地人不敢在潮州久留，于是又赶到汕头，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点线索，然后再决定去向。然而，到了汕头他们才发现，汕头白色恐怖更加厉害。

　　两人在一家小茶楼里，各自端着一杯热茶，相视苦笑。从九江到南昌，从南昌到宁都，虽然说是心急似火，但目标明确，希望在前。如今，革命失败了，队伍打散了，许光达感觉自己像一只失去方向的孤舟，在茫茫的大海里漂流，不知漂向何处。后来，许光达回忆：“在老乡家养伤20多天，伤口既愈，即别老乡，到潮州，乘火车到汕头，又乘船到上海。到上海的时间约在11月。”

　　上海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许光达他们连党组织的影子也没找到。一天，同行的廖浩然意外地遇到一位同乡，得知老团长孙一中已回到老家安徽寿县，正在那里为国民党第三十军办学兵团，许多南昌起义后失散的人都去了那里。两人一商量，第二天便离开上海赶赴安徽寿县投奔孙一中的学兵团。孙一中是许光达的老团长。起义失败后，孙一中很快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让他回安徽老家隐蔽休养，寻找机会去旧军队工作。后来，党在学兵团成立了党的秘密特别支部，孙一中任书记，许光达负责组织工作。同时，他俩还担任中共寿县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

　　学兵团的党组织暴露后，党组织指示孙一中和许光达等十几名共产党员分别打入西北冯玉祥部队和北平方振武部队，做兵运工作。许光达等7人去西北。在去西北前，许光达回长沙与邹靖华结婚。没几天，他就遭到长沙警备司令部的通缉。幸亏在长沙警备队的亲戚给他送信，才使他得以逃脱。原来，同去西北的党员中，有一个人被捕后叛变，供出了许光达和其他同志。许光达离开长沙后，西北军已不能去了，又和党失去了联系。

　　他想起孙一中去了北平方振武的部队，于是决定先去找他们，结果没有找到。后来他回忆：“1929年3月，经廖运周介绍，到方振武部队某师驻北平办事处，当度用文书，我在那里待了10多天。1929年4月，我离开北平，经廖运周介绍，到江苏无锡找廖运泽。他是国民党独立旅警卫营营长。找到后，他安置我在警卫营第一连第三排当排长。”

　　这么长时间以来，许光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党，却没有一点儿结果，郁闷极了。一天，他来到江畔散心，遇到一位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年轻人跟着自己。许光达心里一惊，难道被盯梢了?不会吧，自己刚刚来到这儿!如果不是的话，那人会是谁呢?许光达仔细打量一番，终于认出来了，这不是曾在寿县学兵团当过第二中队队副的中共寿县县委负责人李味酸吗?只见李味酸向他点点头，起身走了。

　　许光达会意，随后也跟了过去。他们终于接上了头。后经过李味酸的考察，许光达很快接上了党组织关系。没多久，许光达施计为组织搞了10支枪。暴露后，他只得离开独立旅。在李味酸的安排下，许光达前往上海去找党中央。后来，许光达回忆：“李味酸说，党中央抽调干部，要各游击区派送，他即将我们3人(廖多丰、陈某某和我)介绍去上海找党中央。这是1929年7月，介绍信是李味酸写的，是秘密的，用什么药水写的，表面上是用毛笔写的普通信，写了几句什么话我记不得了……我们由芜湖搭江轮到上海。到上海在三(四)马路的一个旅馆住了几天。中央交通员来旅馆同我们接上了关系。”

　　儿子许延滨曾问许光达：“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千里寻党呢?”许光达回答：“因为我坚信，胜利非共产党莫属。”

　　(摘自2020年第7期《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