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奉命到西安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工作。西安事变后成为中共代表团的“大管家”，是在隐蔽战线立下了功勋的统战功臣。

　　在上海中央特科

　　刘鼎，本名阚尊民，1902年1月出生在四川南溪县一个开明士绅的家庭，6岁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设在江安县的省立第三中学。1920年，进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23年8月，经好友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他前往德国开始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在柏林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8月，到苏联继续深造。

　　1929年冬，刘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离开莫斯科回国。1930年初，刘鼎扮作钟表修理工回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到。此时他的名字为阚尊民，被分配到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任副科长，开始了隐蔽战线的战斗生涯。

　　刘鼎到中央特科第二科工作后，和科长陈赓(此时化名王庸)商量，在霞飞路和嵩山路口租下一幢二层小楼开了一家名为松柏斋的古玩店，作为秘密情报站，“红色牧师”董健吾对外任经理，实际上由刘鼎负责。此间，刘鼎接到任务，撰写一份西方列强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综合报告，为即将发动的武装暴动作准备。刘鼎带领几个同志化装成小摊贩，在西方列强驻上海的营房门口附近查看入库粮食情况，以判断军营的人数，还爬上营房楼顶绘制地图。他们跑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搜集各种资料，获得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驻军、军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筑以及市政设施、监狱、码头、银行、粮库等方面的情况。他们还为获取国民党当局严格控制的非卖品——上海军用地图，跑了许多书店，终于在一家外国书店里发现了详细的英文版上海地图，当即买回来。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刘鼎把搜集到的资料汇编成《上海情况资料》，报送中央军委，军委参谋长刘伯承非常满意。后来上海暴动虽没有发动，但这套资料成为中央军委掌握上海情况的宝贵资料。

　　营救长江局书记关向应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引发一连串危机，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中央机关和中央特科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顾顺章被捕后，被押至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侦缉处，急于邀功的侦缉处头子蔡孟坚向南京主管国民党情报的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连发六封加急电报。幸运的是，这些加急电报全部被潜伏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接收到，他立即用早已掌握的密码译出电文。钱壮飞立即将特急情报通过李克农、陈赓报告中央。周恩来紧急召集会议商定应对措施，抢在陈立夫、徐恩曾动手前转移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切断了一切顾顺章掌握的工作关系与线索，并改变了秘密工作方法、销毁机密文件等。刘鼎冒着生命危险东奔西走，及时通知、安排有关机关与干部迅速转移、调离或隐蔽，使国民党的突袭处处扑空，一无所获。

　　不幸的是，刚到上海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逮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尽快营救关向应就成为中央特科的一项紧迫任务。关向应被捕时一同抄走的机密文件若被识别，便会直接暴露其真实身份，对营救工作十分不利。周恩来与陈赓研究后认为，必须抢在巡捕房弄清情况前把被抄去的机密文件尽快搞出来，避免出现重大失密。这是营救行动的重要一步。

　　中央特科当即决定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去英租界巡捕房打探情况。杨登瀛是陈赓掌握的一个重要情报关系，此时已由刘鼎接手。杨登瀛见到了探长兰普逊，他正为这箱文件发愁，留下看不懂，交出去又舍不得，便请杨登瀛帮助鉴别文件的内容和性质。杨登瀛报告陈赓后，陈赓让他立即告诉兰普逊，说这批文件很重要，先不要交给国民党警方，由他找专家帮助鉴别文件。随后，刘鼎装扮成学者模样，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提公文包，以“专家”身份去巡捕房“鉴别文件”。周恩来特地交代刘鼎要把所有复写的文件拿回来，特别强调不要将关向应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以免其胆怯而影响营救。

　　在杨登瀛与英国探长简短交谈时，刘鼎进入存放文件箱的房间，迅速检查了全部文件，将其中最机密的文件藏在身上。他出来时，故意拿了几分油印文件，对英国探长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探长只检查了这几份文件，根本没注意刘鼎身上的文件。刘鼎回来后立即将绝密文件交给中央，又托杨登瀛将那几份油印文件退回去。经过这一系列“倒腾”，英国探长以为关向应不是什么“要犯”，将其释放了事。随后，关向应被派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营救关向应出狱，可以说刘鼎立了一大功。

　　掩护钱壮飞、李克农

　　为应对顾顺章叛变后的局面，中央特科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由陈云等负责。因刘鼎是原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且尚未暴露，特科决定让他继续留下坚持工作，住在法租界临近郊区的一所单幢房子里。这里颇为僻静，是中共特科在上海的一处秘密机关，陈赓和潘汉年的工作交接就选在了这里。陈赓和潘汉年按约定时间到达刘鼎住处。陈赓将他原来负责的二科系统保留下来的情报关系一一移交给潘汉年，其中大部分关系都是刘鼎所熟悉的，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少数人划归潘汉年直接领导，其余则由刘鼎继续联系，对潘汉年负责。因钱壮飞、李克农需要完全隐蔽，刘鼎便负责与他们联络，关照他们的生活，一起交谈各自的经历和情报工作经验，一起分析敌情动态、研究对策，最后由刘鼎去具体执行。

　　国民党特务不甘心抓不到钱壮飞，常到钱家搜寻。刘鼎和钱壮飞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刘鼎找到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让她到南京主动找徐恩曾，说钱壮飞不回家是被他们抓起来了，逼问他们钱壮飞犯了什么罪，凭什么抓人?徐恩曾确信张振华不知钱壮飞在哪里，就不再到钱家搜寻了。最后，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安排钱壮飞、李克农离开上海，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刘鼎则留在危机四伏的上海，继续战斗。

　　1931年10月10日，刘鼎在执行行动时不幸被捕。1932年秋出狱后，找到中共设在南京的地下交通机关，连夜赶到上海。在上海找到特科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后的情况。由于身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经党组织批准和安排，于1933年春化名戴良，装扮成商人模样，由两名交通员领路，前往中央苏区。刘鼎一行人途经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时，因去往中央苏区的线路被封锁，经方志敏挽留和中央苏区批准，刘鼎留在闽浙赣军区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军事失利后，刘鼎率领一小队民兵在浙江省弋阳县仙霞岭一带活动，一次偷越封锁线时遭遇拦截，队伍被打散，刘鼎不幸被俘，被押解到国民党南昌行营军法处，后押送到九江俘虏营。同年秋，他从俘虏营成功逃出，返回上海。当时处境窘迫，多方找寻党组织而未成。他通过旧相识引荐，化名周先生或周教授，暂居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住处，等待时机。

　　因结识张学良到东北军工作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国民政府和上海租界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吃紧。路易·艾黎担心家里来往客人多，刘鼎会引起注意，就将他送到宋庆龄在法租界住处。在此期间，刘鼎同宋庆龄有过几次交谈，涉及他留学和在上海工作的经历和感受，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刘鼎是个有学识且经过历练的共产党人，为后来推荐到张学良东北军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1936年3月初，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受宋庆龄委托到路易·艾黎家找刘鼎，告诉他有位朋友约其在法租界内一家咖啡馆见面，有要事商谈。这位朋友不是别人，竟是董健吾。董健吾是受宋庆龄委托，来找刘鼎的。

　　原来，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东北旧部杜重远、李杜，表示愿在西北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托李杜帮忙寻找中共关系到西安会谈。李杜找到董健吾，并将消息告诉宋庆龄。宋庆龄想起曾在她家待过的“周先生”，认为他是到张学良处做“说客”的合适人选。

　　董健吾见面后的一番劝说使刘鼎半信半疑，如此重大事情，怎么不是由党组织出面，而是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呢?他对董健吾说：“我现在最着急的是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董健吾说：“到了西安以后就可以有机会去陕北，我看张学良此次颇有诚意，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今延安)，再派骑兵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沉思片刻后说道：“事关重大，容我考虑考虑。”回到寓所，刘鼎在仔细研究国际形势、东北军、红军在陕北的消息及张学良为人处世的特点后，决定接受邀请，由“周先生”化名为“刘鼎”，只身一人前往西安。到西安去与张学良面谈，尽自己能力去做工作，再把情况向党中央汇报。此后，刘鼎便成为他一生使用的名字。

　　1936年3月，刘鼎与计划去陕北采访的马海德、斯诺两位国际友人从上海来到西安，并为会见张学良做了充分准备。张学良用小车将刘鼎接到了金家巷的张公馆秘密会见。张学良问了一系列问题，刘鼎深感不能贸然答复，表示希望允许他考虑一下，明天详答。次日两人再次会谈时，刘鼎坦诚地谈了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开了张学良的心结和隐痛。刘鼎进一步指出：“如今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际，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为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和东北军最大而又最适应人心的愿望。”

　　在洛川期间，张学良与刘鼎共桌同餐，倾谈不已，交谈内容不仅涉及国家前途、抗日策略、军队建设，还有欧美、苏联的情况以及西安的腐败和东北军的内幕，甚至还有自身的婚姻、家庭、隐忧等等。刘鼎详细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组织及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情况。洛川会谈，加深了张学良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为后来与周恩来的肤施会谈、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奠定了基础。

　　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1936年4月，张学良亲自驾机偕刘鼎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由洛川飞抵肤施。当晚，周恩来入城，即在天主教堂内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会谈前，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我从上海请来一位共产党代表，名叫刘鼎，是否可以一起谈?”待刘鼎进入会场后，周恩来和李克农才惊奇地发现，刘鼎竟是久违多时的阚尊民。刘鼎见到周恩来与李克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蒋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刘鼎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

　　肤施会谈后，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并在路途上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与张学良长谈的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刘鼎与张学良谈得很投机。鉴于此前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4月22日，刘鼎启程赴西安前，周恩来向他交代工作事项：“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还是第一次。”

　　刘鼎回到西安后，被张学良委任为随从军官，住在张公馆内东楼上，被称为“刘秘书”。刘鼎还帮助张学良训练军队，培养干部，创办学兵队，为东北军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骨干。在刘鼎的建议下，张学良大胆支持抗日群众团体——东北军救亡总会和西北救亡总会，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出版了《文化周刊》，大力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

　　6月底，鉴于两广事变给南京政府造成的危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在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前把刘鼎请到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表示自己的队伍人员混杂，捏不到一起，而此前与周恩来谈过，彼此了解，希望大家合在一起，撒开手干。刘鼎深感此事重大，于7月1日电告党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2日，他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要他即日动身到安塞，有要事开会讨论，千万勿误。刘鼎报告张学良后及时奔赴安塞。7月5日，刘鼎飞至延安，步行80里到达安塞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已在那里等候。刘鼎汇报了张学良想拉一部分队伍出来与红军一起干的想法，东北军的内部、军官训练团以及张学良和晋、鲁、川、桂、粤以及平、津等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情况等等。会议开了整整一夜，中央肯定了刘鼎的汇报，要他改变秘密工作方法，大胆放手地工作，以适应“加快发动”的要求。

　　刘鼎在帮助张学良的同时，还负责中共在西安的通讯联络和交通工作。他在西安七贤庄一号建立了中共的秘密交通站(后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个秘密交通站的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牙医的诊所。刘鼎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做掩护工作，并以诊所的名义，接收国际友人从上海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他专门购置了一辆轿车，接收东北军援助红军一些军用物资，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运往陕北苏区。刘鼎以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与特殊地位，关照中共领导干部及国际友人往返于西安至陕北，叶剑英、潘汉年、邓发等都曾由这条交通线出入陕北苏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两位国际友人第二次到达西安，就由刘鼎帮助进入苏区。1936年10月，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在西安见到刘鼎，刘鼎一再叮嘱他：“你可以写其他的人，但一定不要写我”，体现了严肃、缜密的工作作风。

　　中共代表团的“大管家”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西安事变爆发。刘鼎向党中央发出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份电报，并将张学良邀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之约电报中央。刘鼎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南京方面来西安探查斡旋的情况，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事变的焦急心情。中共中央第一时间收到刘鼎的报告，这对于中央掌握西安事变与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随后派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并和平解决事变有着重大意义。此时，刘鼎还想到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正在西安城内，就冒险来到她的住处西京宾馆，简单扼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并一再告诉她全城已戒严，千万不要离开住处，更不要上街。史沫特莱得知消息后，立即将这一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的消息发给西方通讯社，成为第一位报道西安事变的西方记者。

　　谈判期间，刘鼎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任务，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工作，从沟通战略到购买书籍药品，事无巨细，还与各方人士沟通联络，李克农夸奖他“成了代表团的大管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遭到羁押，随后东北军内部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军人竟然于1937年2月2日晨派人枪杀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亲痛仇快，东北军濒临分裂，此为“二二事件”。一些别有用心者还制造出这一事件与红军有关的谣言。刘鼎陪同周恩来冒着风险赶到王以哲宅亲自吊唁，帮助设灵堂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这就使谣言不攻自破，也稳定了东北军当时混乱的局面。为避免事态扩大，周恩来决定把孙铭九几人尽快送出西安，由刘鼎负责将他们送到三原。随后，刘鼎回到陕北苏区。

　　同年，为培养能够掌握和维护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汽车等装备的技术人员，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摩托学校，刘鼎被任命为校长。此外，刘鼎还被朱德、彭德怀任命承担了新的军工生产任务。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与制式化问题，实现了大批量生产，还研制了能与日军抗衡的掷弹筒与炮弹，实现了子弹从复装到自造的突破，增加了子弹的产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他还参加了黄崖洞保卫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刘鼎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到东北军做统战工作，都出色完成了党交付的工作任务。刘鼎在西安事变前后，历时一年，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毛泽东多次说过：“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