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1950年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在任期间，他坚持求真务实，敢讲真话，妥善处理外交事务，成为著名的“将军大使”。

　　敢于直谏表忠言

　　耿飚为人耿直，性格率真，素以讲真话、敢直谏来表达对党和人民的忠诚。20世纪50年代，我国各代表团出国访问或参(展)会，有以毛泽东主席像纪念章赠送观众的习惯做法。1953年9月10日，驻瑞典王国大使耿飚经过深思熟虑，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建议我各代表团不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的建议。原因是他发现，在北欧任大使的3年中，所见苏联和其他各国从不送自己领袖相片和有领袖像的纪念章，仅送他们的首都风景画册等为礼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东欧各国，人们也不敢挂在胸前，为此耿飚提出应有所修改。

　　可以说，直接陈信对毛泽东指出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但这正体现了耿飚敢讲真话的品格和魄力。而毛泽东不但在自己名字上画圈表示同意，而且让周恩来签发到相关各部委。之后，中国各代表团所送的礼物改为画有中国画的折扇、风光明信片和摄影画册等。心底无私，自然敢于直言;胸怀坦荡，必然敢讲真话。耿飚敢讲真话，在于他以真立身、以真谋事、以真建功，有一心为公的正气、实事求是的勇气，无愧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表率。

　　敢于较真吐真言

　　耿飚的一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从不考虑名利得失，不计较个人进退，勤于钻研，善于思考，践行了“三敢”的人生准则：敢讲真话、敢做实事和敢负责任。1956年，身为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经过对中巴两国间有关历史研究后发现，中巴关系史上竟然还有一个坎巨提飞地问题。坎巨提位于巴基斯坦东部，与中国新疆的南部接壤。它面积不大，本是喀喇昆仑山区的一个小土邦，中国元朝时曾派兵占领该地，并将其作为属地。后来，这个土邦的酋长宣布脱离中国，接受巴基斯坦的管辖。就是说，实际上它已不再是中国的属地。但是在解放以前印刷的一些地图中，仍把坎巨提作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

　　领土归属，关系重大，耿飚对此十分慎重，与使馆人员会同相关专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根据历史的线索，经过细致的考证，耿飚认为，坎巨提作为中国飞地已经名不副实，应该放弃这块名义上的属地，把它正式地、完全地归还给巴基斯坦。为此，耿飚回国述职时，向周恩来提出这一建议，并说这是他和使馆人员认真研究后的一致看法。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外交部研究此事，最终认可了他的建议。1963年中巴双方划分边界，中国正式承认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并换取将克里青河谷划归中国。按理说，国家领土涉及主权之争，一寸也不可放弃，作为外交官有捍卫国家主权的神圣职责，处理不好还会留以卖国贼的骂名，但耿飚以自己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原则作风，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审慎的调研，敢于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既公正处理了国际历史遗留问题，又增进了中巴两国友谊。

　　敢于担当放诤言

　　耿飚敢讲真话的政治品格，既体现了他忠于职守的外交使命，也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政治担当。让耿飚声名在外的一次敢讲真话，是他在1969年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调查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当时还存在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的深切反思。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提出这种“有求必允”的援助，既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也助长了对方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应量力而行，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援助，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都要重新考虑。

　　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敢说被喻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赞赏并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耿飚敢于直言、敢讲真话，充分彰显了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的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