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间，访谈四川、山东、河南、安徽等全国各地200多名“第一代农民工”，发放2500份调查问卷，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仇凤仙在主持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调研时，最关心“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些问题。还有半个多月，她的专著《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便将出版。由于多年来对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持续深入关注和研究，她也被媒体称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画像者”。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约有8632.1万人。仇凤仙指出，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外出务工的人群，在学术界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生计型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解决家庭生计。目前，他们的年龄大都超过50岁，很多仍在打工，再过十年都将迈过60岁。

　　虽然在城市打工大半生，但家庭子代的“代际跨越”实现率并不高，“回乡养老”几乎是他们唯一的路。他们在为养老积蓄最后打拼10年时，就业权益如何保障？陆续踏上“人生归途”的他们，晚年养老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善？

　　5月2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对仇凤仙进行了专访。“第一代农民工，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她看来，第一代农民工的最大特征是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

　　意义

　　第一代农民工：

　　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

　　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

　　仇凤仙开始关注农民工，是在2015年。那时，仇凤仙便经常听农民工说起一些在外的工作和对将来的担心。比如，在她的皖北老家，50多岁的邻居担心60岁后去不了建筑工地，会问她：“将来怎么办？”

　　在她的印象中，“建筑工地清退令”并非今年才有，大约5年前，建筑工地就对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中60岁以上者关闭了。仇凤仙指出，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外出务工的人群，在学术界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是生计型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解决家庭生计问题，所挣的钱用于整个家庭经济开支。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使命是为了子代和家庭，而非自我发展。”在仇凤仙看来，相比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基于自我、发展自我，第一代农民工是没有自我发展规划的，一切为了家庭和代际使命。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28日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29.2%，约有8632.1万人。

　　“第一代农民工，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仇凤仙看来，第一代农民工的最大特征是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

　　仇凤仙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弱势累积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务工生命历程。她解释说，第一代农民工劳动力最丰沛时，在30岁左右开始外出务工，本应靠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但那时，外出务工的机会很多被限制，农民工的收入很低，大多数没有太多盈余，更别说还需承担家庭代际支出，工资被拖欠也比较普遍。约20年前，农民工外出政策和环境好了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又开始失去年龄、技术优势，加之技能迭代，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又开始不行了。“这时，机会很多，但都不属于他们。”

　　“他们的健康也呈现出弱势累积，慢慢变得不容乐观。”问卷调查显示，在健康自评中，第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没有大病的占62.65%。但仇凤仙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多从事重体力劳动或高污染行业，对身体的损伤很大。尤其是重体力劳动，对他们的腰、胳膊、关节、颈椎都造成了一些慢性损伤，疼痛是普遍现象。在仇凤仙的调研数据中，第一代农民工的体检率还不到30%。“这导致一些疾病也没办法通过体检筛查出来。”

　　选择外出务工，第一代农民工除了改善家庭经济，最大的梦想便是实现“代际跨越”，希望子代上大学，能在城里有份稳定的工作或事业。但实现了“代际跨越”的，在仇凤仙的调研中，不到20%。她解释说，第一代农民工是否实现“代际跨越”，以孩子在外上大学、在城里有正式稳定的工作为指标。她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孩子中，63.5%的在外务工，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仅5.1%，自己开公司的仅2.9%……

　　究其原因，仇凤仙认为，在家庭教育方面，第一代农民工对孩子缺乏亲情陪伴，没有办法培养良好的教育习惯，以及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这些家庭中，孩子多是隔代教养，也就是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在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有较好自律性、能完成学业的比例就很低。”命运并没有改变，第一代农民工的很多子代仍陷在原地，更多和父辈的选择一样，也外出务工。

　　现状

　　基本不具备能力在城里安家

　　“干不动了”只能回乡养老

　　仇凤仙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在城里安家，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此前所挣的钱基本用于整个家庭的支出，包括子女的教育、婚姻，甚至子女移居城市买房。“干不动了”后，他们只有一条路选择，那便是回家乡。

　　在她访谈和问卷调查对象中，第一代农民工为自己养老而储蓄、规划的比例也不高。她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有一定的养老意识，只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有50岁左右，也有高龄的，六七十岁。”她说，50岁左右，家庭处于最需用钱的阶段，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婚姻，他们基本耗光了此前的所有积蓄，几乎一无所有。

　　“他们很少签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也不愿购买职工养老保险。”她说，因为养老保险每月要扣钱，他们更愿意把工资用于当下，而非遥不可及的老年。这使得他们陷入“保得了当下，保不了老年”的困境。

　　此外，在仇凤仙看来，新农保推行10多年，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了一定养老保障，但力度较为有限。经济上，即使在他们55岁前，孩子都结婚了，继续打工到60岁甚至更大年龄，手里可能有数万元到十万元。但仇凤仙仍心存担忧：“他们储存十来年的经济能力，能不能支撑他们养老？事实上，很多农民工只积攒了三五万块钱。”

　　那么，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又能完全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依靠吗？“从现实情况看，养儿防不了老。”她认为，这并非说儿女不孝顺，而是从生活处境看，后代有心无力。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他们的孩子也在这方面抱很大希望，去城市拼搏，把“大把”赚来的钱投入到自己孩子的教育上，花费更多。正如她访谈时，不时听到的那句“孩子也要养他自己的孩子，哪有时间来管我们啊”。“讲的也是很朴实的道理。”

　　“更别说，假如第一代农民工80岁了，失能了，谁去照顾他的问题。”在仇凤仙看来，如今的社会压力体系下，让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放弃外面工作的机会，回家照顾老人，很不现实。为了在回乡养老前多一些养老积蓄，第一代农民工中很多50多岁甚至六七十岁的人，都还在外务工。

　　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问题，也是她很关心的。“主要是遭遇欠薪、工伤未得到及时处理，还有一些权益无保障。”她的调研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权益遭到侵害的占比38.1%，其中，欠薪占比21%，工伤未得到及时处理占比6.3%，是最多的两类。

　　不仅如此，仇凤仙还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在就业等权益遭受侵害时，求助渠道最多的是亲戚朋友，而非劳动保障及公检法机关。由此，导致他们遭受的不法侵害有41%未得到有效解决。还有13.5%的第一代农民工在权益遭受侵害后，并未求助。

　　“首先要激发他们的权利保护意识，告诉他们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为此，她建议，需要改变第一代农民工的想法和认知，通过能力建设，让他们有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比如说，普法的到农民工聚集地宣讲一些法律，把他们带入到情景中参加一些活动，理解权益去如何保护，必须让他们有求助意识。”

　　建议

　　给回乡的他们再造“生计机会”

　　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如今，第一代农民工正陆续返乡回归。“只要他们不失能，有自我生活能力，（养老）都不是问题。”仇凤仙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晚年回乡后，最初并没有丧失劳动力。“给政策，给机会”，让他们在乡村振兴、专项项目建设中有工作机会，是对第一代农民工晚年回乡养老的最大帮助，也是增加他们的经济根基。

　　为此，她建议，有关方面在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给他们再造“生计机会”，让他们在乡村还能继续工作10年，从60岁干到70岁，10年间又可为自己养老做储备。仇凤仙最担心的是，第一代农民工失能后的生活阶段，是他们回乡后养老的最大问题。在她看来，这无法预测，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存钱。

　　“要为他们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失能状态做准备。”仇凤仙认为，国家要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做好一揽子规划。但在她看来，农村养老比城市养老更复杂，也更紧迫，因为农村的老龄化率比城市要高很多。“农村养老肯定不能完全市场化，否则农民是承受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