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晓宇的日常生活有条不紊，像一张严格执行的“表格”。

　　■ 每天不到6点，金晓宇起床洗漱，热饭。7点步行一个小时，去离家三站路的市场买菜，再乘公交车返回。到家先洗菜，9点到10点半回卧室，开启他固定的翻译时间。

　　■ 父亲离世后，“表格”里的做饭日程被提前了半个小时。上午10点半，他舀半杯米煮饭。吃完饭，他会听半个小时广播，再午休半小时，接下来又到了雷打不动的翻译时间。下午5点半热剩饭，最晚晚上8点前洗澡上床，听半个小时广播就睡了。

　　■ 这是50多年来，金晓宇第一次独自生活在这间6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在母亲离世不到两年后，今年1月18日，父亲也因病去世。金晓宇开始学着做饭，把米袋按日期顺序排成一列，他计算菜钱、稿酬，靠着这样的生活细节一点一点填补父亲离世之后的心理落差。

　　■ 他形容自己像“苦行僧”，年轻时多舛的命运令他故步自封。两年前，父亲的一篇《我的天才儿子》将他“推出门外”，他开始不断得到外界的认可。独自生活的100多天里，这一次，由他“主动走出门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丹妮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少年心性”

　　已经50多岁的金晓宇，几乎没有白发，皮肤白皙，像30多岁的青年。他说话的方式、语调，青涩的微表情，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记者进门不久，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杨梅，一会儿又拿出三支巧克力味冰淇淋——他像小孩一样，把自己爱吃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他对身边的事物也有着少年心性，不允许别人随意入侵、打破。比如按部就班的日常作息，用完电脑后必须将键盘、鼠标归还原位。还比如，他近期左眼视力有所下降，他认为跟吃了某种治疗躁郁症的药物“准脱不了干系”。

　　从上午10点开始，金晓宇就吃药问题和社区黄书记展开了半个小时的辩论。“要不你减半颗？”极力劝说无果，黄书记妥协了，她深知精神疾病患者停药的后果，遂向他分析导致视力模糊的多种可能。

　　此事最终在询问医生后才作罢。金晓宇答应不减药量，黄书记则嘱咐社区的阿德师傅一天三次给金晓宇滴眼药水。

　　金晓宇十分珍视自己的眼睛，这是他翻译的“窗户”。

　　金晓宇6岁那年，玩具手枪里射出的一根针，正中他的右眼，不得已做了晶状体摘除手术。此后，金晓宇便靠一只眼睛生活，过得小心翼翼，原本成绩优异的他也因视力问题开始厌学。高中时，他又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这病后来导致他辍学，之后每年都会住院两三次。

　　母亲曹女士总是在金晓宇成长的关键时刻做出重要决定。比如在1993年购置电脑，让晓宇学习上网，而后安排自学考试，让金晓宇去浙江图书馆借阅书籍。晓宇在六年的时间里，自学了德语、日语、英语。又因为母亲答应校友的邀请，让金晓宇开启了人生的翻译之路。

　　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曾打趣曹女士是“曹操后代，是家里的战略规划家”。“我爸爸表面上与她发生争执，实际上大事都由妈妈决策，我爸实施。如果没有这些，我想象不出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金晓宇说。

　　“死亡”与“独行”

　　今年1月18日，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因病去世。3月，金晓宇经历了最久的一次住院。

　　金性勇离世前半个月，都有晓宇陪在身边——他每天吃完午饭后，就会到医院陪伴父亲。父亲走后，他答应了父亲的最后一个愿望：捐献遗体。其实，父亲这个决定一开始遭到了金晓宇的强烈反对，还把父亲签字的资料撕了，后来金性勇背着他，又偷偷填写了一份。

　　父亲去世没多久，金晓宇旧病复发，住院近两个月。出院后，金晓宇找到黄书记，表示想捐献遗体。金晓宇表示，“如果他（父亲）捐的话，我也同他一样”。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金晓宇捐献遗体，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晓宇还捐献了他的脑组织，这对研究双向情感障碍这类精神疾病有很大价值。

　　母亲的去世让金晓宇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冲击，而父亲去世后，金晓宇则不得不直面一人独行的课题。

　　一开始金晓宇也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我想还是逐渐摆脱一些，总沉浸在其中并不好，想他也没有用。”金晓宇说，就像母亲离开后，父亲很快就处理掉了母亲的很多衣服。父亲告诉他，有些事情不要沉浸其中，要积极前行。父亲还告诉他，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不要过多地提及困难的事情，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就行了。这在金晓宇看来，是一种难得的心态平衡，“所以爸爸会比较长寿”。

　　金晓宇总担心自己时间不够用。“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学外语更快。所以，除了翻译，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努力学习西班牙语。”金晓宇说。

　　学习新语言可以让金晓宇有盼头；而表哥、堂哥、社区书记经常来看他，让他有依靠。他把米袋按日期顺序排成一列，“我的目标是，家里的7袋米，每袋六七十斤，我想把这些米先吃完了”。

　　“天才”与“苦行僧”

　　金晓宇的房间不大，右侧挨窗放着一张单人床，左侧是他的电脑桌和书架。书架上堆满了字典、曾经就读计算机专业时的相关书籍，以及他翻译的作品原版。

　　金晓宇的第一本译作《船热》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南大，翻译界没人知道金晓宇是谁，社会上没人知道我儿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更没人知道这些书是一个躁郁症患者翻译的。”2022年1月17日，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在这篇名为《我的天才儿子》的自述中写到。

　　金晓宇形容自己的生活像苦行僧。他记得在翻译《本雅明书信集》时，他准备了一本厚达800多页的德汉小词典，每天早上背一页，复习6页。背了两年多，等词典背完了，这本书也翻译完了。

　　一直对着电脑，脖子、背和眼睛痛得难受，金晓宇放松的方式就是“乘公交”。他有一张免费的公交卡，车子把他载到哪，如果感兴趣他就下车游玩。“有时坐公交车的一路上，感觉车窗外就像古代的山水画一样。”金晓宇说。

　　或许金性勇也没想到，那篇自述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响。金晓宇被外界看到后，加入了浙江作协和翻译出版社，生活圈往外扩大了一圈，社区还为他成立了“晓宇译角”。5月20日，他就和省市译协的几位前辈一起，参与了双荡弄社区的迎亚运英语学习活动，并作为社区志愿者，向邻居们分享了自己学外语的经验。

　　金晓宇手头正在翻译《印加文明》。“回来20天翻译了40页，马上就可以结束了。”晓宇说，近期浙江文艺出版社又邮寄来了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的《葬送》。“我希望可以提高一点稿酬。”金晓宇希望除了按字计价的费用外，每印一本书最好可以给到他一点额外的收入。“如果按一块钱一本，他卖出了百万本，我就有个盼头。”金晓宇顿了顿，“所以我还是比较俗的一个人。”父亲去世后，少了一份固定收入，他也开始思考赚钱的问题，“能争取的就尽量争取一点”。

　　金晓宇的钱主要花在“吃”上。如果到家附近的老年食堂吃，一顿要三四十块钱。“自己做肯定便宜多了。比如一个素菜老年食堂要8块多，我自己做的话没几块钱，还可以吃两顿。”

　　所以晓宇会在过季时买5折的冰淇淋，会多逛几个菜摊比对价格。他几乎每顿饭都吃虾，从未买过鸡、鸭、鱼的他曾为“花了60块钱买的老鸭没肉”而发愁，结果别人告诉他，老鸭就是肉少，是用来炖汤的。靠着这些生活细节，他一点一点填补父亲离世之后的心理落差，身上也慢慢沾染上了烟火气。

　　6月的一天，金晓宇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邮来的两本书，希望他读完后如果觉得好，看是否能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这两本书。金晓宇很开心，因为父亲生前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出版业的最高殿堂，如果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书，“也算是达成了他对我事业上的憧憬”。

　　“老猫”和“老耗子”

　　随着“天才译者”被传开，很多读者将目光投向了金晓宇的译作。大多数人看到的，是金晓宇成名后、媒体报道中的才华横溢和命运多舛。

　　但社区黄书记看到的，更多的是金晓宇与躁郁症拉扯的三十几年里，金性勇默默的付出。

　　金晓宇每年都会犯病，有时会出去招惹别人，金性勇总是跟在后面，向别人道歉、认错。有时金性勇也会请社区出面协调，让社区书记去跟别人说说好话，“我们道歉，愿意赔钱的”。

　　起初金晓宇在情绪激动或压力大时，不知道怎么寻找出口，“总是在家摔东西”。有一天，金晓宇突然意识到父母年纪大了，受不了这种压力，“所以还是我出去避一避吧”。他拿起那张免费的公交卡，选择出门散心。

　　在黄书记看来，金性勇父子双方可能缺乏沟通，存在一些小矛盾。

　　有一次，晓宇一个人外出，没带手机。金性勇告诉黄书记晓宇走丢了。他们找了大半天都没找到，很是着急。下午4点，晓宇自己回来了，黄书记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去看看墓地是否合适，想为妈妈找块墓地。

　　爸爸很反对，父子俩大吵一架。“晓宇告诉我，作为子女，他想把妈妈的后事安排好，但金性勇觉得不如把这笔钱省给晓宇。所以我觉得晓宇心里更多地有父母，父亲心里更多的是晓宇。”

　　给苦难留尊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体面。晓宇妈妈卧床的三年里，金性勇一手承担着照顾妻子的任务。晚上每隔两个小时，金性勇就要给她翻次身，几乎没睡过整觉，但白天还要继续做饭、洗衣、照看晓宇。黄书记曾询问是否要帮忙找个护工，金性勇表示自己照顾起来更好。

　　金性勇在住院前两天还在做饭，晓宇让他请保姆，或者去养老院，他不愿意，还提出要花10万元装修房子，要给晓宇找个媳妇。

　　金性勇在世时，从未向黄书记提过生活上的困难；金晓宇出名后，很多人要给他捐款捐物，金性勇也一直拒绝。他还告诉黄书记，社区里如果谁有困难，他还可以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帮助别人。

　　妈妈生肖属虎，爸爸和晓宇都属鼠。早几年，妈妈卧床后，“瘦成皮包骨”，晓宇一直亲昵地叫她“老猫”。晓宇说，在“老猫”最后的时光里，还好有两只“老鼠”陪着她。

　　最近一年，晓宇发觉爸爸越来越像一只“老耗子”，但他从来不敢叫爸爸“老耗子”。离别之际，金晓宇第一次摸了爸爸的脑袋，也是最后一次，“老耗子”在金晓宇眼前一点一点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