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郭红松绘

由左至右分别为《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越南文、韩文、英文、法文、日文版译本。

《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2016-2021的文学状况》，是我在春风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一本文学评论集。这本书除个别文章外，大多写于2016年至2021年，涉及文学理论、文学史、小说评论以及对重要文学期刊的评论，因此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2018年出版十卷本《孟繁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的第三本文学评论集，此前两本分别是《文学的草场与星空》和《散文的气质》。

我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至今已有40余年。40余年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当代文学现场，可能因为这份顽固的执着，被洪子诚老师说成是“我的”当代文学。这里有洪老师的幽默，也一定有他的不以为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序言中，我曾写道：“我们不必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代，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其中更多还是自我安慰的成分。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对当下的文学状况有不同的看法，这非常正常。或多或少源于对文学理想化的想象，那个理想化又多指向五四时期或上世纪80年代。事实上，理想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五四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也是在历史叙事和经典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当下文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现实生活环境的原因，任何作家都难以超越时代和生活的制约和限制；有的则是作家对生活的认知和文学才能的问题。文学批评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创造，提出问题。在我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文学批评的巨大进步是主流：我们在了解和熟悉了西方文学及理论的前提下，正在努力构建本土的文学经验和批评话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基本事实。这是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认识。

就我个人来说，我满怀激情地从事这个工作。我曾经也有过犹豫和矛盾，特别是看到很多朋友成功“跨界”和“转型”，有了另一番天地。我羡慕他们并也曾跃跃欲试，但总是难以付诸实践。我迟迟下不了决心，犹犹豫豫地在“进与退”的边缘上徘徊，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对文学批评怀有情感而难以放弃。其实，这些属于个人的选择不值一提，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能够有一件事伴随自己已非常幸运。从事文学批评以来，我陆续出版了30余本著作，有部分专著，更多是当下作品的评论集。当下的文学创作就是文学现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场域，任何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难以将其穷尽。这一方面给我们透彻地观察文学现场带来难以克服的挑战，一方面也为我们的批评活动提供了无穷的资源。这对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不断提高个人理论修养和艺术感受能力，是一生的功课。

我40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著作凤毛麟角。勉强可以提及的大概是1997年出版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化变化的著作《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其实这本书我前后只写了3个多月，期间还要处理很多其他工作和事务。但那个热气腾腾的年代，常常让我激动不已、激情难抑。北京的大街小巷洋溢着一种方向明确、万众一心的乐观和浪漫主义气息。我每天到天桥邮局购买多种报纸和杂志，各种文化现象此起彼伏扑面而来，我被这种时代文化气氛深深感染，很快就写出了书稿并出版。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国内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中国日报》向国外介绍、报道了出版情况，法国、日本等媒体也做了介绍和报道。200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值得一提的是，《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2002年出版了韩文版，2011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首批项目，出版了英文版，之后又出版了日文版、法文版、越南文版。我对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思潮论”“现场论”和“作品论”六卷本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我之所以说这些，不是说我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有多么重要，而是说这个经历给我极大的鼓舞和快乐。有时我想，那些曾经花费了巨大精力的著作，比如《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1978：激情岁月》《传媒与文化领导权》等，只在学界的某个领域里有些许反响，而像《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这样一本通俗的学术著作却在国内外引起更大反响，不仅让我深感幸运，其中更有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学者从事研究活动，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时代，关注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切，这应该是我们从事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现实的一切都和我们有关，更与大众有关。我们身处其间，时代的氛围、文学的新变、接受的环境等，我们有切身感受的优势，这是后来人难以体会的；同时，我们也必然有局限，我们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天马行空。这就是文学现场的“魅力与挑战”。

几十年的文学批评和研究经历，让我有机会目睹中国文学的巨大进步。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有个口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那时我们缺乏起码的文学自信，我们期望中国文学能够得到世界的承认，进入文学世界的“联合国”；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被世界各国喜欢、热爱的中国作家不胜枚举。中国作家为世界带来了中国想象、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这个巨变是历史性的。我们应该怀有极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从事我们的文学活动。在这样的文学时代从事文学批评，我备感荣幸。当然，文学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挑战一方面来自文学的接受环境。在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文学阅读被极大地分流了，今天的读者可以在其他文化消费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未必一定要阅读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短视频等，极大地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和消费实践；科技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写作已不是传说。虽然我坚信作用于人类精神和情感领域的文学是人工智能永远替代不了的，它只能对大众文化带来冲击。但这个热门事物也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地吸引部分人群，从而分散对文学的阅读——尽管它不会改变文学存在的大势。

回望来时路，我感谢作为良师益友的谢冕和洪子诚两位老师：他们一个激情澎湃如唐诗，一个温婉沉稳如宋词。他们感染着我也激励着我，时间越久，越觉得两位先生的可敬可爱和可亲。他们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榜样。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这友谊除了情投意合，最终还是与文学有关。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