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母亲是个完美的人。她勤劳，俭朴，热情，大方，心胸开阔，善解人意，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在那个年代的妇女中，可谓“凤毛麟角”。

　　一九六零年冬，我家从小召前街，头道巷九号院，搬到现锡林南路一家机关大院。正处在城乡结合部，西边是树林草地，东边是大洼地，夏季，大青山发洪水，几乎一半的水都汇集于此。形成一季节湖。南边是乱葬岗子，荒冢累累，夜间鬼火点点。令人恐怖。大院不大，共六十多户人家，来至天南地北，祖国各地。由于工作关系，内蒙古林业勘察设计院职工常年出外业，到大兴安岭林区和区内几大沙漠工作，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院里常年没有男人。六零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社会上的坏人也蠢蠢欲动，社会治安不好，院里的妇女们都很害怕。母亲毅然决然担任居委会主任，白天跑街道，晚上组织了一支由妇女组成的巡逻队，每天晚上院内外巡逻，维护治安，很晚才回家。

　　我清楚记得，一个夏天的深夜，月光如水，我忽然从梦中惊醒，房顶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接着看到从房顶放下一条麻绳，一条黑衣大汉顺绳索滑落下来，一纵身跳到邻家的院子，接着传来骇人的敲击声和撕心裂肺的咒骂声。母亲翻身下床，冲出屋门，黑衣人见有人出来，跳墙而逃。过了好一会，一些惊魂未定的女人，推门出来，聚在一起，在母亲的带领下搜索了院里院外。并向派出所报案。笫二天谣言四起，长舌女人们把故事演释的活里活现，院子在一片恐怖之中，特别是晚上都把铁锹，菜刀放到身边。

　　几天以后，院里一个广西女人生孩子，母亲赶去帮忙，先到东瓦窑请大夫，正生到关键时刻，临街的窗子忽然伸进一多毛大手，几个女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母亲临危不惧，大喊一声，抓住他，接着操起菜刀砍下去，坏人挣扎着，把手抽回去，流一地血逃跑了。母亲向派出所报告，派出所通知大小医院，几天后，坏人被拿获归案。之后，大院再没坏人骚扰。人们都赞叹母亲的胆识。

　　六十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大院职工虽然是机关干部，但工资很低，生活拮据，母亲组织妇女们纺毛线。送到通顺街地毯厂。每个月一号，到地毯厂领取羊毛，下个月一号把纺好的毛线送到地毯厂。有些家属没有纺车，母亲发现院子后边有一个大跃进年代报废的车间，里边有许多纺车，母亲找来木匠修好纺车。轰轰烈烈的纺毛线运动开始了。

　　夏日，在房檐下，树荫下，妇女们喜欢聚集在一起纺线，边拉家常，边纺线，其乐融融。几十辆纺车排成一行，抽线，上线，摇车，动作优美，节奏鲜明，一会儿，一个线穗纺成，如一个个硕大的肥桃。纺线发出嗡、嗡的声音，像起飞的机群，每当这时母亲拿着毛选说一声“学习了。”妇女们边纺线，边听母亲读毛选。先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最喜欢听母亲读《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谈话》。母亲是承德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又受过高等教育，吐字清楚，发音准确，表情丰富，很有感染力，妇女们听得很认真，连过路的干部都停下脚步听。那一年，我们大院被评为区学毛选先进单位。

　　晚上，吃完饭，收拾完屋子，母亲又开始纺线。快到月底了，许多妇女取羊毛多了，纺不完，不能按时交。母亲总是帮她们纺线，一忙就是一夜，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嗡嗡的纺线声度过的。

　　交完毛线，女人们手里有钱了，就大手大脚起来。买点猪头肉，炖羊脖子。那时大南街两侧都是熟食店和饭馆，扑鼻的肉香让人垂涎三尺，寸步难行。稍麦店油煎稍麦“吱，吱”的响，极具诱惑力。但母亲目不斜视，不为所动，一次我站在一家熟肉铺再也走不动了。母亲紧拉住我的手，强行拖出饭店。当时我十分恼怒，甚至有些恨母亲，认为母亲太残酷。母亲对我说“过日子要细水长流，做人要刚强。”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母亲对我管得太严，有时更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母亲会过日子。母亲靠纺线的收入置办了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所谓的“三大件”。孩子们的穿戴，总是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母亲就是要争这口气。

　　母亲不仅对我们生活细节要求严。而且格局大，看得远。哥哥是全大院第一个高中生，成绩非常好，已经被大学录取。但他听了邢燕子的报告“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产生了上山下乡的念头，邻居都不理解，但母亲还是坚决支持，最后哥哥毅然决然到巴盟下乡，并得到当时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签发的证书。在哥哥的影响下院里几个待业青年都下了乡。

　　每月一号，是送毛线的日子。院里的妇女们像过节一般，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袱，一路上说说笑笑串街走巷，到通顺街地毯厂交毛线。妇女们因各自情况不同，取得羊毛数量也不同。有取五斤的，十斤的，十五斤的……母亲因工作忙，每次只取五斤。但母亲的活儿做得非常好，线纺得又细又均，损耗最少。那时地毯厂质量检查非常严，常常把线穗子掰开，过秤。因为有些妇女为多赚些毛线，在线穗上喷水，渗沙土，甚至填杂物。一旦查出就要返工，次数多了，要辞退。所以这是妇女们最紧张的时刻，都紧盯着检验员一举一动，生怕查出毛病，而母亲总是泰然自若。因为母亲从不掺假，以次充好，而被评为免检产品。

　　文革开始了，父亲受到冲击，被打成“反动的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等莫许有的罪名。关押起来。母亲也受到牵连。街道主任干不成了，几个“觉悟高的女人”。还提出要批斗母亲，罗列了许多罪名。但由于母亲人缘好，威信高，大多数人不同意。那个年代，谣言四起，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什么，这批人要开除城市户口，下放农村改造，还有人说要取消工资待遇，我们在学校什么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都不许加入。母亲感到巨大的压力，我从小顽劣，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一天一天祸事不断，让母亲不省心。记得一次市公安局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不亦乐乎。我同几个小朋友在大门外，脱下鞋拍打，以示不满，几个“公安”气急败坏，把我们几个朋友抓到公安局审讯，让父母到公安局认领。回家后，母亲并没责备我们的观点，而是告诫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乱说话。

　　那时，学校基本停课，我们每天逛街，闲得发慌，夏天到了，到郊区挖野菜，捉蛐蛐儿，北到哈拉沁沟，南到八拜村活动范围一天天加大。

　　一天放学回家，路过父亲，见父亲同几个“有问题”的同事扫院子，一个不友好的同学居然当我的面，向父亲吐口水，让父亲交代罪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咬牙切齿，怒火万丈，但想到母亲的话，还是强压怒火。但这位同学还是不依不饶，不断挑衅。我忍无可忍，寻一避静处，狠狠教训了他，谁想犯了迷天大罪，“阶级报复？”晚上一群不明真相的女人，闯到我家，要批斗母亲。母亲不停地认罪道歉，还赔钱。总算化解了一场灾难。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也影响我的一生。

　　这天晚上，母亲显得十分冷静，她没有打我，骂我，更没有过火的指责批评我，而是在地上不停的纺线，嗡嗡的纺线声如同很好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第二天早晨，母亲为我换了干净的衣裳，背好书包，送我上学。路上对我说：“你已上初中，有思想了，遇事不能冲动，要学会容忍。”我走了很远，母亲还站在路口，望着我远去。那一刻，我明白了，也觉得长大许多，真正感觉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承受的压力太大了，父亲被单位隔离，前程未卜，哥哥姐姐在农村下乡，我不断惹是生非。可怕的消息不断，“今天要取消工资，明天要注销城市户口，又要被批斗。”也就在那个时候，母亲患了病，血压很高很高。

　　时代的灰尘对无边的岁月而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说，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座大山让我失去欢乐和希望，只剩下痛苦和无望。是母亲以她那永远乐观的生活态度，宽广的胸怀，坚强的性格，拂去我心中的苦楚和屈辱，留下一片温暖和光明。

　　尽管生活的路布满陷阱，有过多的失意和不快，我步履蹒跚地走过。一九七一年夏，父亲结束了几年唐山学习班，全家人又团聚了，但父亲也带来不好的消息，“下放到农村”这意味着我们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告别同学，朋友到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母亲坦然地接受了现实，同父亲一起到和林格尔农村插队。当时的农村尽管文革已五年，依然是宗族关系相聚而生，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生活的准则。没有过激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平待人，互相帮助，我们从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来得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如同台风中心的“风眼”一般。母亲很快融入农民之中，参加劳动，闲遐之时，养猪，种菜到田野挖野菜，初夏，正是万物萌发，茁壮生长的季节，那无边无际荞麦田，红红的桔杆，雪白荞麦花，弥漫在广阔天地的芬芳，是母亲，也是我们最喜欢之处，在这里受过创伤的心灵得以安抚，母亲的脸上露出笑容。冬天的晚上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母亲宽厚，乐观的性格极具亲和力，烧的温暖的火炕坐满农村妇女，母亲传授知识，让这些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打开眼界，向往新的生活。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为女人们治病，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但好景不长。七一年冬天我初中毕业，我们村共有四个毕业生中，只有一个升高中名额，由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实在不好，加上父亲含糊不清的政治面貌，我失去升学机会。

　　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已经习惯农村生活，参加农业劳动。毕业的第二天就到地头春播。而母亲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母亲有文化，当过教师，更知道学习文化的重要。为我能上学，母亲亲自到几十里远的山区联系学校读书，后又多次到公社，学区有关部门。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终于回到学校，成为一名旁听生。为以后的发展留下希望。

　　那时我们村里有许多天津知青，和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母亲对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七十年代末，国家政策有了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母亲认识到改变人生的机会到了，她督促这些青年要抓住机会，不辱使命。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精通曰语……便亲自组织青年们学习外语，后来许多青年们都得益于母亲的教诲考上大学，并出国深造，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遗憾的我天生驽笨，不思进取而默默无为。

　　七四年后，政治空气宽松许多，父亲也调回县里，重新安置，有工作的机会，虽不若省城的机关单位那样正规，紧张，但总算有事干，不用提心吊胆了。那时的县城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特别是父亲单位，虽说只有几十个人，也人才济济，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如同一个小联合国。母亲的到来很快把这些平时素不相识的人聚到一起，母亲又一次成了街道主任，母亲宽厚，善解人意受到大家欢迎，认可。为下乡的职工看孩子，解决生活困难，化解邻里矛盾，忙得不亦乐乎，这时母亲年龄已大，身体状况十分不好，一次调解邻里矛盾纠纷时不幸病倒，那时的小县城医疗条件不好，缺医少药，病情不断加重。母亲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小小的院子。母亲的一生如大江大河，大起大落，见多识广，视界很大，格局宽广。而晚年却居于斗室之中，儿女们都长大了，分散于各地。连见见儿女都成了奢望。这时才真正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受。

　　母亲从五十年代离开家乡到内蒙古，几十年没回过故乡，晚年，“落叶归根”的愿望一天天加重，一有时间就给我们讲故乡，讲双塔山，讲棒槌山的传说故事，讲离宫，避暑山庄，七大景，八十处。讲儿时的生活，记忆是那样清楚，佛仿发生在晚天。然而母亲最终没有回到故乡。

　　母亲去世那天，我们选择路边最高一处山烧纸，站得高看得远。以告慰母亲的魂灵，火燃起了，纸屑飞向空中，却盘旋不肯散去，我们明白，母亲不肯离开她生活过的土地，不肯离开她的儿女，朋友……

　　(崔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