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部分史料出自《魏书》。图为《魏书》（效果图） （北齐）魏收 撰，出版：中华书局

　　上一期提到，中国古代的史书对鲜卑拓跋人究竟从何而来是有不少记载的。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史料，看看其中可有历史之谜的答案。

　　南朝刘宋朝廷的史官记载说：拓跋鲜卑，姓拓跋，他们的祖先，是汉朝将领李陵的后代。《宋书》：“索头虏姓讬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虏亦其一也。”在南朝萧齐朝廷的记载中联想得更具体，说北魏的拓跋人，属于匈奴人。匈奴一位名叫托跋的女子，嫁给了李陵为妻。匈奴人的风俗以母亲的名字为姓，所以拓跋人是李陵的后代。

　　虽然鲜卑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中国的游牧民族都有世代口述历史的传统，许多重要的历史，尤其是男性世系，被编成歌谣世代传唱。有关拓跋人早期的历史，就是北魏建立后汉族文人根据拓跋人代代口耳相传的《代歌》整理出来的。记入《魏书》中的力微以上十五代拓跋先祖的名字，正是被后来的汉族史官记录下来的这类口传历史。

　　在《魏书》序纪中，拓跋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居住地，也说得很含混模糊：“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进入二十世纪，中外历史学家们一直对“大鲜卑山”的方位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推测的范围，从大兴安岭中段一直到南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

　　据《魏书》记载，为了表达拓跋人对自己祖先的追念，太武帝拓跋焘写下了一篇祭文，派中书侍郎李敞率领一个祭祀使团，由乌洛侯人带路去自己的祖居之地祭拜祖先。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36年）七月，李敞的北魏祭拜队伍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了拓跋人先祖的石室。祭祀是按照中原人的礼仪结合了一些拓跋人的传统进行的。祭祀结束后，李敞让工匠把拓跋焘撰写的祝文凿刻在祖庙的石壁上。

　　学者们认为，找到拓跋鲜卑祖先的这个“石室”，就能揭开他们的身世和来源之谜。

　　几十年过去了，从大兴安岭到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洪荒之地早已揭去了她神秘的面纱。而记载中的那个宏大的“祖庙石室”，却不见任何踪影。

　　一直在寻找拓跋鲜卑踪迹的呼伦贝尔文物站的米文平，读了马长寿等人著述中的猜测，又得到北大考古学家宿白的当面启发，在反复比对古乌洛族人的活动范围后，认定拓跋人的祖先就应该生活在呼伦贝尔北部、大兴安岭北段的山林中。

　　在漫长的寻找没有结果后，米文平开始重新审视这里的环境。熟悉这里风情的米文平认为，如果拓跋人早期生活在这片山林中，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技能应该与今天生活在这里的猎民们相似。这些终日与山林为伴的猎民们是不会建造那种石质建筑的，更不要说那样大跨度的巨石结构，近两千前的古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

　　那么，这个巨大的“石室”，会不会只是一个适于人类居住的天然洞穴呢？

　　大兴安岭北段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畔山崖上的嘎仙洞进入他的视野。

　　出阿里河镇西北约10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天然洞窟，在一片高达百米的山崖约25米左右的位置上，有一个巨大的天然石洞的洞口，这是大兴安岭北部一个少有的天然洞穴，洞高12米，宽约20米，洞深92米。当年米文平经过千辛万苦找到这个山洞时，粗略地测量了一下，便感觉到它很可能就是拓跋祖居之地。他一次次地向外界介绍这个洞穴，引领同行专家一次次地来这里考察，甚至还进行过初步试掘，然而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1980年7月29日，米文平第四次来到了嘎仙洞。这次他是引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鲜卑史专家曹永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北方民族史学者孟广耀等人参访这个石洞。与前几次不同，他们是在那一天的下午进入洞穴的。

　　大兴安岭的夏日依旧深沉静谧，和煦的阳光终于穿透时间的隧道，驱散了笼罩在这里的历史云雾，将一个惊世的秘密展现在人们面前。

　　曹永年先生注意到洞内天然石壁上有一片似是人工修整过的平面，便对米文平说，这里似乎有字。那是1500多年前的工匠刻凿的痕迹，那是1500年前北魏皇帝写下的内容，那是被《魏书》记录了1500年的文字……有时，人和历史之间，就是近在咫尺。

　　接着，“鲜卑祖先的发源地”“拓跋鲜卑人的发源地终于找到了”“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等题目迅速出现在当时的各类媒体中。

　　嘎仙洞的发现，使我们对这个古老民族最初的生存环境有了真切的了解和感受，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东北民族的分布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古代民族的分布情况，确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理坐标。有了这个坐标，人们对兴安岭南北、嫩江两岸古时的民族活动及生活状况也就比较清晰了。拓跋鲜卑人就是从大兴安岭深处走来的。

　　走出嘎仙洞的拓跋鲜卑，也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先是来到呼伦湖畔，融入了一些匈奴、高车部落，形成了构成拓跋主体的八部，无论后来遇到多少外部打击、内部争斗，都没有离散。在拓跋鲜卑的历史发育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吸纳着周边的部族。

　　公元三世纪上半叶，他们越过阴山，在呼和浩特平原立足，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四十多年，积蓄了足够的历史张力，让他们又一次腾身跃起，成为动荡的北方大地上秩序的象征。在拓跋铁骑的纵横奔逐中，终结了十六国乱世，统一了黄河流域。

　　公元四世纪末，他们正式建立北魏王朝，立都平城（今大同），开始了南北朝的历史，也开始了中国历史又一次走向统一的历程。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中华大一统注入了新鲜血液。

　　公元五世纪末的北魏孝文帝时，他们再次南迁，迁都至中原腹地洛阳，全面接受汉族文化，也引领一批内迁民族加入到这个历史进程。这似乎是拓跋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耀眼的谢幕，当历史的聚光灯开始移向他处时，他们已经义无反顾地融入华夏大地。

　　他们留给中国的不仅仅是那个著名的云冈石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服饰等，处处可以看到拓跋的影子。隋唐统一虽然不是拓跋完成的，其中却有不可忽略的拓跋因素。一位历史学家说：“北魏分裂以后，‘继起的任何一种力量，不论从族属还是从文化方面来看，都是脱胎于拓跋，从拓跋衍生而来，与拓跋有很强的继承关系’。”

　　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内蒙古）有限公司  愚  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