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翻译家张玲提起父亲张谷若，不禁露出一副小女儿的娇憨神态，她为父亲所写传记《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由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最新推出。她说：“我从一开始写这本传记到如今，似乎是背着父亲的一种偷偷摸摸的个人行为。假如要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我稍微透露了一点给他，让他知道了一点点风声的话，我想他一定会立刻扭过头来轻轻地噘着嘴说：‘去去去，胡闹什么。’他就是这个样子，真的。”

　　张谷若(1903—1994)，是中国翻译界的标杆性人物，30年代以译介哈代《还乡》《德伯家的苔丝》而一举成名。新中国成立后又翻译了哈代《无名的裘德》、狄更斯《游美札记》、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萧伯纳《伤心之家》等，晚年又翻译狄更斯《大卫·考坡菲》、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史》。其译作以忠实畅达、注释精赡详尽而享有盛誉，成为高等院校外文翻译教学、研究及实践的范本。

　　张谷若的女儿张玲也是极成功的翻译家，译作《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卡斯特桥市长》《双城记》等一版再版。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除了为父亲立传外，还描画了刘澜波、单采臣、叶维之、孙硕人、李本题、麻乔治、张万里等一批有精专的才智或者独特性格癖好的人物群像。通过张谷若和他的交往圈，对于寻索翻译理论，探讨中外文化交流，钩沉一代学人的抱负与情怀，曲折反映二十世纪爱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大有启发。

　　这本书是自己最为偏爱的“孩子”

　　它让我又重新活过了一辈子

　　作家们往往将自己的作品比作“孩子”，张玲坦言这本书是她所有“孩子”中最为偏爱的。“这本书在我的头脑、身心里孕育的时候，它陪同我再访了我的父亲母亲，家人亲友，它让我重新又体尝了一遍往昔的苦辣甜酸，让我又重新活过了一辈子。”

　　今年是张谷若先生诞辰119周年，对于此时为父亲著书立传，张玲表示，在近年来的历史热中有股“平民布衣热”，“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不是摇旗呐喊跑龙套的角色了，我由此联想到父亲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介布衣，不太重视虚浮的名气和个人的闻达，比较单纯地出于对专业对学问的一种痴情和执着，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轻悄悄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采撷着果实，最终达到自己个人的饱足。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活法，一种利己又利人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人老了，怀旧思亲之心也日益深重，稍有闲暇，父亲以及他往昔的同学亲友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常常会鲜活地在我眼前浮动。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种急迫感，我想把这些动的画面印象记录下来，生怕他们被后世遗忘。最近三五年，我常常因此心绪不宁。”

　　张玲笑说写书要趁早，由于年事已高，她从2019年开始写这本书，吃尽了苦头，“因为多年的风湿，我用电脑打字，手会胀疼，差不多一年时间完成初稿，不能保持年轻时那种如同行云流水一样的写作习惯了，我在不断地病、疼、寝食难安。但是，我心里头抱着一种好像是不把它写完，死不瞑目的决心，一直咬着牙地坚持过来了。”

　　张玲将书名取为“风雪花月”，因为她认为，人生，尤其是奋斗的人生，遇到的风雪恐怕比花月还是多一些。“老爸的一生是很幸运，我都很羡慕他，很多人也羡慕他，但是我觉得他的风雪还是更多一些。”

　　张玲虽然写过狄更斯、哈代等大作家的传记，但她坦承父亲的这本传记在她心里有着不同的分量，“以前写的狄更斯、哈代，传主都是大作家，都是万人仰慕、高山仰止的，也有很多早就已经定型的英文原文的底本，可以在我写作的时候引用参考。我从确定选题到临纸命笔的时候，心情都比写这本书要洒脱得多。而父亲是我活生生的亲人，从我的童年、少年以及父亲的晚年，我都和他朝夕相处。我耳闻目睹的都是一些平凡琐事，待我自己到了中年，我一步一步地涉身到这个学问之海，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的深厚的学识和素养。”

　　张玲坦言自己在写作中始终力求客观、理性地评价父亲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不被亲情感性所惑。“父亲虽然不算什么高门大儒泰斗权威，但是，他作为读书人，一辈子从生到死渴求知识，恪守道德，扎扎实实治学，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做出了奉献，还解决一些学科中的难题。”

　　父亲学英语

　　为纠正发音曾狠下苦功

　　张谷若1903年出生于烟台芝罘岛，南开中学毕业后，以平均近九十分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英文系。对于自己的选择，他是这样说的：“当年鸦片战争之时，英国人是靠着船坚炮利得胜，我从小在故乡也亲历过这个殖民帝国在当地的所作所为，身为一名读了书的中国人，就有一种迫切愿望，要仔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要怎么弄清他们的事，就得先学他们的语言文字。”

　　但张谷若学英语，他的父亲并不同意，于是，张谷若决心自己供养自己。他靠做家教、阶段性地课外教书，维持大学四年的生活和学业，以名列第一的考绩(每个期终总分之和)取得最后的毕业文凭。

　　让张玲佩服的是，父亲这一纸文凭，主要是凭自学所得：“父亲说，他即使偶有一些小小娱乐，比如看一场电影，也是选择英美原文片。不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静坐在影院中，膝间还要放好纸笔，聚精会神，边看边听，遇到生僻字句，赶快摸着黑记录下来。”

　　父亲是山东人，为纠正英语发音曾狠下苦功，这也让张玲印象深刻：“他除定期去理发馆，从未自己对镜梳头或修整面容，但在他那张大书桌上，在摆放有序的中西杂错文房四宝当中，却长年支着一面小镜子，是从母亲梳妆台上挪来的。当年，父亲在家就常常用它揽镜自照，不是为自我欣赏须发眉眼，而是细查镜中自己的口舌唇齿，也就是口型，为的是训练、纠正自己的英语发音。”

　　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这段时间，张谷若每天课余回家吃过晚饭，常带张玲出门逛书店吃冷饮买点心，“常常是我跟在他身旁默默漫步，父亲一路时常要用他的手指在我的手心手背写一串串的英文字母，口中还会ch，sh，ts，th地念念有声。和他一起坐人力车，在车斗内依在他膝间，我也常常听到他在背后车座上连连发出此类声音。”

　　张玲上北大二年级时，学校邀请英国著名记者做报告，她和父亲一起赶到礼堂，“我们选择最前排旁边的座位，父亲始终像小学生一样端坐静听。那是50年代，普通人直接近距离听外国人讲话，机会难得。”

　　张玲在书中还写了父亲一段趣事，“父亲小时也有顽皮恶作的时候，那时村里有位大叔，因口吃说起话来歪嘴挤眼滑稽百出，于是大家给他起绰号‘结巴子’，父亲曾随同龄顽童在背后玩笑间模仿这位‘结巴子’大叔，不意间竟也结巴起来，日后后悔莫及，且遭到严母斥责。总之，父亲是生来既非伶牙俐齿，长成也非滔滔雄辩。对于自己这根软肋，他始终有自知之明。身为教师，照他对人通俗化的说法，他本人是‘吃开口饭的’，为了适应这个他借以安身立命的职业，他大半生都在刻意磨炼自己的口齿。朋友、邻居、看妈、洋车夫以及相声、打鼓、评书艺人，都是他学说北京话，力求改掉自己那‘胶东腔儿’的老师。”

　　重实轻名

　　给孩子起名的事也交由他人

　　张谷若以翻译哈代作品知名，当年很多人报考北大西语系，也是慕名而来，但是到学校后根本不知道张谷若先生身在何处，只知道有位张恩裕先生，先后讲授基础英语，精读、泛读，英国文学史及高年级毕业班翻译、英语作文、工具书利用等课。同学和这位谦和寡言的张恩裕先生和洽相处数载，竟从不知张恩裕就是张谷若。

　　张玲在书中讲述说，一次父亲去好友李霁野家做客，到访后因要回学校授课，父亲待了片刻即离席告辞，“李伯伯送客回转，对座中年轻人说：这就是翻译《德伯家的苔丝》的张谷若。李伯伯话音刚落，室中一片哑然，一位摩登女郎说：‘哎呀，我还以为是猪肉铺掌柜呢。’”

　　在张玲看来，父亲这个一米八、体魄健强的山东大汉，不善修饰打扮，又不见口齿伶俐谈笑风生，在北平高等知识界，尤其还是“涉外”的英国文学场域，和其他人比显得相形见绌。“父亲始终是重实轻名，不慕虚荣浮华，他通常在北平英语言文化圈中，长袍大褂不穿西装，并非刻意效法特立独行的名士大儒，而是‘中式衣着简单、方便，舒服随意’。”

　　张谷若的重实轻名还体现在给孩子起名上。张玲这个名字在现在看来太过一般，很多人问她：“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不给你取个更好的名字？”张玲解释说：“父亲向来重实轻名，由此他也从来不注重给自己孩子取名。”

　　张玲和妹妹入幼稚园之前，与人“交游”皆以乳名，直到她入学前，才由母亲好友、幼儿园教师张老太太的女儿带领前去报名，张玲称其为三姐。填表时老师问姓名，还是医科大学生的三姐就写了张玲这个名字。几年后，轮到妹妹上学报名，张玲为妹妹起了名字。虽然张玲这个名字现在听来普通，但在那个年代，以单音为名，尚属稀有。不给女孩以花草珠玉取名，更是洋时尚。“给我起名的三姐就是名医张敏华，她的长兄就是著名翻译家张万里，张万里是父亲曾经最早教过的学生之一。父亲所以将我取名之事委托他们，大约是自己忙于课程，不愿在此类事上操心。这桩琐事，还是可以视为父亲重实轻名的例证之一二。”

　　虽然大多时候张谷若是长袍马褂，但张玲说父亲也会有西装革履的时候，尤其是学校每学年期终会考之时，“考官中往往只有父亲一个中国人，此时父亲必须西装革履、正襟危坐。有一次，父亲空前早起，吃完早饭就开始对付那身礼服，长裤、衬衫、外套、领带，最难克服的重点是传统的三接头皮鞋。父亲高大，平时只穿中式圆口柔软布鞋，顺脚服帖，这双皮鞋是全店唯一一双最大尺码，父亲已经开始中年发福，最后是在脚上擦了痱子粉，光着脚塞进了鞋中。”

　　一纸文书何用

　　倒不如送只烤鸭痛快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还有个副题，就是《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这是文津出版社总编辑高立志建议的。因为这本书中，除了张谷若先生，还有很多人，像《马丁·瞿述伟》的译者叶维之、《哈克贝利历险记》的译者张万里等等，“很多不应该被忘记的人也许要被忘记了，所以我说通过这本书是给一代学人立传。”

　　这本书讲了很多张谷若和朋友们的故事，比如张玲讲到父亲的挚友叶维之，两人在北大西语系求学期间即相互欣赏，之后通过对译作共同切磋磨研，两人的同窗之谊升入一个实打实的文化专业层面，在翻译主张上，两人都是所谓相对于“直译”的“意译”派。“在那段特殊时期，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刻意断绝音书，却不约而同地各自完成相同大事——翻译狄更斯巨著。父亲翻译的是《大卫·考坡菲》，叶叔叔是《马丁·瞿述伟》，都是近百万字。时隔多年两人相见，叶叔叔进得屋门，在书桌旁面对父亲落座，劈头就问：‘你说 bird fancie (《马丁·瞿述伟》中的一个词组)’怎么翻好？父亲想了想，把拼出的几个字母确认了一下：‘鸟迷’。‘对，就是！’叶叔叔挺一挺单薄的背胸，两只手掌一合，爽快地说。这两个怪人，看他俩那天久别重逢的首轮对话，没有一字寒暄闲言，真好像这十几年分离的时空都一指删除。”

　　张玲在书中写道：“那些年，在父亲仍然居住的李阁老胡同里的小四合院以及不久迁居的双榆树居民楼客厅里，聚着这样一些平常而又不平常的耄耋文人学士，大家并没有特别显赫的名气，厚重的财富，但由于他们的相聚而营造出的浓烈氛围，浸润着自然形成，排除物质利害的情趣与友谊氛围，常常令人兴奋、激动不已。”

　　张谷若先生还是著名的“美食家”，他早年最欣赏的学生孙硕人曾回忆说：“张先生那时候带着我们去吃饭，都是他咚咚咚咚大步走在前面，一只手提着一瓶二锅头，我们就一路小跑，紧跟在后。”张谷若家的好朋友刘大夫还不止一次地说：“他吃起爱吃的东西来，像只大老虎。”

　　张玲回忆，父亲最爱吃的是烤鸭，这其中还有一件让她至今想起来都惭愧的事情：“1991年父亲获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士衔，通知尚未寄达，钱锺书伯伯及夫人杨绛率先获知消息，杨绛即代钱伯伯打电话祝贺。我接电话后口无遮拦，对父执家属竟无礼贸然戏言曰：‘一纸文书何用，倒不如送只烤鸭痛快！’当时家中情况是，自从陪父亲迁离市中心安家于西北三环路，购物环境远非西单可比。接杨绛女士的电话，正值大年初几，岁末为父亲备办数日大餐大体消耗已尽，我和丈夫正在绞尽脑汁解决采购问题，接听、应答电话中间，突然有一只烤鸭从脑海经口齿一跃而蹿出亮相，唐突了长者，此后每忆及此事，深以自己轻薄无礼冒犯尊长而自愧。”

　　去世前父亲捧着样书

　　说这辈子我没白活

　　张谷若关于翻译理论文字很少，但有两条核心理念：一是翻译为科学亦为艺术，为艺术亦为科学。还有一条就是，地道的英语，地道的汉语。他翻译哈代作品一定要把哈代全集全部读出来才翻译。

　　和张谷若、张玲父女两代翻译家都有交往的任吉生也已是耄耋老人，任吉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文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她既是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等许多作品的责编，也是张玲一些译著的责编。她回忆说刚入行时自己第一次“斗胆”给张先生写信，是问了一个词，没想到张先生真的给她回信了。

　　任吉生表示，张谷若先生的译作不是简单的“文字对调”，而是仔细研究之后再翻译的，很多译稿上的注释、修订足可独立成一部研究著作。而任吉生第一次接触到张玲，是为《德伯家的苔丝》再版序言约稿，“我感到很吃惊，我说她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我说他(张谷若)女儿怎么这么棒呢！”

　　张玲在书中写道，父亲在80年代以耄耋之龄，新出版了《大卫·考坡菲》和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两部巨作各近百万言。前者译稿虽为60年代旧有，但曾有相当部分毁损，他以少壮时代同样的精力一鼓作气补译数十万言，并修订了残存部分；后者，绝大部分译于他八十至八十五岁之间，这五年当中的大约一千八百个上午，无论寒暑，无论节假，他始终伏案笔耕。去世之前的父亲捧着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寄来的样书，以微弱却清晰的语声说：“这辈子我没白活……”

　　朋友们说张谷若先生会为张玲而自豪，张玲说这让她既感慰藉，又生惭愧。“应该是父亲因他自己而自豪。他生性浑厚天然，仁爱狷介，重实轻华，珍视友谊亲情，讲求生活的内在质量和自我感受而不做作矫饰；处世间，他随分守拙，不斤斤于个人利害得失；但对于道德、气节、文章之类他一心认定的盛事，从不苟且。在正邪善恶之间，他总做正确选择。作为子女，我们应以他而自豪。”

　　文/本报记者 张嘉(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