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应当是中国文化娱乐领域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文娱产业的逻辑变了。我们见证了一系列指向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畸形审美、“饭圈”乱象等问题的综合治理行动。可以说，力度和覆盖面都是空前的。

　　偶像的相继塌房、经济问题被逐一起底、饭圈操纵的真相大白，让娱乐圈华丽罩袍下的虱子越发显眼刺目。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娱乐化的“漫天飞瓜”。社会秩序对娱乐圈的规制铺开，明星艺人、饭圈游戏不再有另一个平行宇宙，不再享受超于普通人的豁免，它们被嵌入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这背后，更是一个关系到青少年成长、文化生活质地乃至共同富裕的宏大命题。

　　无论是青少年价值观，还是文艺评价标准，抑或是社会公平的内涵，借由这个契机，都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罕见的重塑，并进而为社会重新校准方向。

　　青少年，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

　　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捕后，在网络上流传着他粉丝群里的对话截图，有粉丝分析他的关押地点，以及如何“劫法场”救出“哥哥”的可能性。

　　这些截图令舆论震惊。很难想象，这是正常心智下的反应。偶像失格后，还有人不去思考道德层面的问题，相反却是对法律权威、社会秩序的蔑视，一部分粉丝几乎是在一种类似“精神控制”的状态下，无条件地捍卫自己的偶像。

　　这并不罕见。我们已经见过饭圈千奇百怪的种种面相，有的为了给偶像接机，把机场玻璃挤碎了；有的为了围堵偶像，一直追到了高考考场；有的为了给偶像打榜刷分，没有工作的未成年人可以集资到数千万之巨……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可能需要结合《娱乐至死》《乌合之众》《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等等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才能完全理解。但很直观的表现就是，许许多多的青少年，他们的思维变得单一，他们的偶像必须永远光鲜、必须被万千宠爱，任何不认同这个预设的人，都是“对手”，甚至为此不惜对抗社会秩序。

　　这样的粉丝看上去“战斗力极强”，但实际上都很脆弱。因为他们不敢直面真实：他们的一些偶像并不完美，既没有作品，也谈不上伟岸的人格。

　　当偶像坍塌，治理行动纷至沓来，饭圈的暗箱操作被刨根，这是对行业的整顿，也是青少年价值观的重塑：告诉他们在偶像之上，还有是非道德、公序良俗，进而帮助他们认知到，不能非此即彼、非粉即黑。

　　在这个层面，文娱领域的整治，其实也是在拆除一些青少年身上的枷锁——心灵与思维被偶像光环所宰制，让他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然也有高颜值的偶像，但还有一些其他内容，比如对道德美感的理解，对辩证思维的体悟。

　　其实，青少年喜欢偶像，最初的出发点也不过是追慕一种更精彩的人生、投射理想化的人格。希望能借这个机会明白，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不是通过盲从与癫狂，而是理性与包容。

　　文化生活的“单调”，让很多人开始厌倦

　　盲目追星、爱豆打榜之类的现象，过去或许还只是部分粉丝群体的圈地自萌。但最近几年，不停地向外溢出，占据了文化生活的大量篇幅，即便是路人，也无法逃脱这种粉丝经济的侵扰。

　　曾有某明星上线一首新歌，10个小时销量突破1000万，4天突破1亿。然而这首歌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人们记不住，也哼不出旋律。这是一波粉丝经济猛烈操作的例证，让自己“哥哥”的作品跻身华语乐坛的崇高位置——仅从销量看的话。

　　而这已近乎成了行业吸金的惯用套路，于是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靓丽偶像，以及记不住的作品；电视里充斥着一轮又一轮的选秀，他们举手投足间都带着琉璃易碎的精致；影视剧里面瘫演技、五毛特效，剧情演绎一言难尽，但其中的流量明星却始终霸占着话题榜……

　　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技术的加持、资本的涌入，迅速抢占了渠道话语权，某种被圈定的娱乐形态便铺天盖地般涌来。看上去我们有选择权，手机、电视，都能自己控制。但选择权其实是有限的，除了已经被重重流量包裹的打榜、刷分之外，已经很难找到净土。

　　于是就出现了充满悖论的一幕：我们的文化产品已经相当丰富，作品种类和数量已经极为可观，但其中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单调：我们正在被一种标准化、表面化、资本化的文化景观所统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古典的文艺评价体系在削弱，那些曾经极为重要的标准——演技、歌喉、道德等，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这当然会激发相当大的反感。这也是为什么当文娱领域整治行动到来之际，首当其冲的那些主体，明星也好关联的行业公司也罢，是如此的孤单。相反，公众对治理行动则抱以乐观的期待——这事实上是被排斥在粉丝经济之外的普通人的一次集体“抗议”，人们忍受这种单调与乏味很久了，期望有一些深层次的改变。

　　这也是行业规制之外，人们期望看到的未来。文娱领域的治理，并不是整顿哪个哪个艺人、打掉哪个哪个作品，其意义一定是建设性的，即我们的文化生活，可以回归更本质、纯粹的目的，给人带来更加高级、多元的精神享受，而不是用一种模式化的形式，去强行同化人们的审美，裹挟着所有人共同参与无休无止、浮华而空虚的表演。

　　与共同富裕相匹配的文化远景

　　在那些失德艺人和文娱乱象里，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这些乱象背后都有着或隐或显的经济动因。

　　起初，治理行动的力道猛烈，让有些人有措手不及的感觉，甚至产生了认知上的误区，认为这是向某个领域“开刀”，猜测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目的逻辑。其实，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文化娱乐产业的改进方向都是明确的，在这一点上不需要模棱两可的揣测。

　　相反，文娱领域的一些问题，已经是积弊已久、关系重大的问题，恰恰需要出重手、下猛药才有可能得到缓解与祛除。比如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相关从业者已构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影响之大甚至构成了影视行业发展的绊脚石，造成了影视行业收入结构的大面积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前提必然是凝聚起相当的力度。

　　比如因偷税漏税、代孕等问题而崩塌的演员郑爽，被曝出拍摄一部电影77天收入6.4亿元，平均日收入208万元。但她从2019年到2020年，偷税漏税的总额就达到7000多万元。

　　可以想见，当一位艺人可以动辄撬动以亿为单位的资金量，行业如无相应的秩序，必然是丛林法则当道，到处是难以见光的商业勾连。

　　更关键的是，文化娱乐领域由于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已经成为人们观察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这个领域展现的是一副野蛮生长、混乱无序的面貌，那么又如何让公众理解各项调节收入分配、维系社会公平的愿景？

　　从这个层面看，文娱领域的整治，可以嵌入共同富裕的大框架内考察，预期未来能呈现与这个远景目标相匹配的文化图景。文娱领域应当呈现一种健康的面貌，从业者各得其所、按劳分配，而非在扭曲的游戏规则之下，变成了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共同富裕的概念本身，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精神生活的富裕自然意味着人们可以享用的文化产品数量增多、质量提高。只有文娱领域能够产生更多有价值的作品，才能有可能实现民众的精神富裕。这些，也是戳破行业“虚胖”、让其回归质朴的意义所在。

　　文娱领域确实在2021年有了“巨变”之感，失德艺人几无立足之处。看待这个话题，我们依然需要用长程视角去打量，这不只是哪个偶像塌房那么简单，而是社会价值谱系的一次深度调整：无论是青少年价值观，还是文艺评价标准，抑或是社会公平的内涵，借由这个契机，都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罕见的重塑，并进而为社会重新校准方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