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书档案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国学研究资料的内在补充和重要组成，对之加以开发和研究利用，是开展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

古代民间文书是古人在具体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过程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它们在历史上产生很多，皆包含一定的信息。但并非历史上所有有文字信息内容的东西都会留存下来，只有属于主体有意识选择而留存累积下来的东西才构成档案。民间文书档案在文书产生、选择、保存的各个环节都存在极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由之也决定了它们具有内在的归属性，亦即“归户性”，其“户”的概念可取广义性质，举凡包括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区域等。凡是出自同一主体的文书也就是指归为一户的文书，这些文书不仅属于该户且为该户拥有。传统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家”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由之繁衍为“族”，族之聚集为“村”，村之相邻为“乡”，于是“家族”和“宗族”是社会的最基本主体构成，由之也决定了民间文书档案多以此为归属单位，属于民间的文书也多是作为家庭和家族档案的文书。它们内容丰富，除有各种买卖契约外，更有合约、合同、阄书、继书、借约、会书、讼状、票据、账册、收租簿、日记、礼单、曲本、诗联集、归户清册、鱼鳞图册、日用类书等，均是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生产、劳动、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反映。

近几十年来，民间文书档案在各地大量被发现，举凡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石仓文书、客家文书、闽东文书、岭南文书、湖北文书、湖南文书、赣南文书、土默特文书等等，区域范围涉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份自治区；数量很大，仅徽州文书目前已发现的数量就达到80万份左右。这些文书档案正在被陆续整理与公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2月，已经整理和影印出版的已达到135部，共计1176册，其中徽州文书是达到了21部共245册、清水江文书达到33部共229册等。

如此大量民间文书档案的产生与留存，反映和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它们既是一种务实理性精神导致的结果，也是一种契约诚信意识的深刻展示，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持续发展的维系因素，在今天也就成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基于性质与特点的考察，当代对民间文书档案加以保护和利用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和意义：

其一，实态研究的学术价值。民间档案是原始资料的遗存，写照和反映的是一种历史实态，尤其是它们具有归户性质，大凡是出自和归属于一户的文书，少的几份十几份，多则成千上万份；年代上总有时间跨度，少是一两代人的累积，多是几代人和十几代人的累积，这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定时间跨度内自我变迁发展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是共时性和历时性并存，立体真实反映了历史的发展，极大限度地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再现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身。真实性是民间文书档案的首要特性，在历史史料的结构体系中，文书属于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藉此可开展一种实态研究，以了解与弄清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传统乡村社会变化发展的多维真实情况，将历史的研究细致化和具体化，构成传统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由于民间文书档案内容的丰富，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多重领域，加以开发利用，就具有多学科意义上的实态研究价值。如关于徽州文书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中提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中指出：“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不断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

其二，“两个结合”研究的践行价值。群众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实现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实践的观点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内在要求，重视对“群众”和“实践”的研究,而这在过去是传统国学研究的薄弱点，恰是民间文书档案研究的本身优势。民间文书多是中国乡村老百姓在自己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讲述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民间文书档案产生和归属的主体是“民众”，体现和关照的状态是“践行”，利用它来进行研究，本身就是进行着一种关于“群众”和“实践”的研究，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的积极探索和具体践行，逻辑上也是在弥补传统国学研究的不足，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具有独特意义。

其三，作为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民间文书档案产于乡村民间，皆有产生与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烙有厚重的地方乡土气息，是地方区域文化的内构内容，既是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资料，以有利于开展地方区域文化的深入细致研究，又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可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直接助力文化事业的发展。从目前已发现的民间文书档案看，它们绝大部分是出自和发现于乡村村落，且多属于“中国传统村落”。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的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地市州级排名第一的是贵州省黔东南州，拥有415个；排名第二的是作为徽州文化重镇的安徽省黄山市，拥有410个，其中歙县拥有167个，县级排名全国第一。黔东南州就是清水江文书的主要出自地，黄山市是徽州文书的主要出自地，在这些传统村落里，近乎每一个村都遗存有民间文书档案，且构成传统村落成立的重要依据。保护、开发与利用好传统村落里的民间文书档案，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传统经济与文化在当代的再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徽州文书档案尤其特别，它们既是徽州文化的内构内容，也是徽学这门综合性学问的重要支撑，直接对话了敦煌学和敦煌文书。敦煌文书目前已知遗存有6万件左右，最早的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晚的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时间跨度677年，以唐代文书为多；而徽州文书目前已发现数量已达到80万份，已知年代最早的是《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晚的至1949年，时间跨度707年，以明清文书为多。敦煌文书与徽州文书在年代上存在自然连接，两者总时间跨度达到1596年。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既实态展现了中华文化与历史的内在延续性，也充分展示了敦煌学与徽学作为国际性显学的强大魅力。徽州文书的数量之大、历时性之长、传递历史信息之多、研究价值之高，完全可以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使之成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助力安徽省“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提高我们的文化实力。

保护和开发民间文书档案是历史的使命，也是社会的责任。对此，当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以徽州文书为例，最为紧迫的工作至少有三点：第一，加强抢救的工作。徽州文书虽然目前已发现的数量甚巨，但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仍有不少还散落在民间，粗略估测其数量当不下于20万份，许多是直接存留在乡村农户家里，抢救的任务很重。如此状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因此各地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与部门还须自我担当。第二，加强整理与出版的工作。徽州文书目前已经正式公布和发表的数量仅占已发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是远远不够的，其他各地的情况大致相类。对此，一方面是各级社科管理部门要予以政策倾斜，多加立项，支持各文书收藏单位加快整理；另一方面是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制定规划，大力支持各出版单位抓紧出版。第三，加强数据库建设工作。从2015开始，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单位，曾尝试进行徽州文书数据库的开发，但目前系统还不够完善，且数据量均不大，成效不明显；其他各地民间文书档案的数据库建设，严格说来至今还没有实质性开展，皆任重而道远。

（作者：刘伯山，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