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期、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历史典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对后世乐论、画论、文论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中，“知音”被赋予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所感悟、深入理解，并探得作者创作本意的文学批评意味。《文心雕龙·知音》不仅深入探讨了知音难觅、批评难为的原因，而且还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标准、特点、方法，以及文学批评家应具备的素养和态度。而这些超拔之见，时至今日仍然具有诸多重要的启示意义。

回归文学：重塑“文学感”

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在谈及当下文学批评现状时曾说：“这样的文章什么都有，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版本学、文献学等，就是没有文学。”不仅如此，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在谈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时也曾直言：“在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只能从性别、种族、知识分子、消费文化等角度来谈，唯独不愿从文学立场来观察问题，审美感受的辨析更是成了稀有之物。”何以文学批评没有了“文学”？究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批评主体的贫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概念和理论能力的匮乏，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领域潮流更迭、观点纷呈。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过于“富裕”的理论概念，造成了批评家的感受惰性和批评惯性。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早有答案。

在刘勰看来，文学批评并非易事，正所谓“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造成“知音难觅”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文情难鉴”，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并不容易被清楚察知。刘勰深谙文学艺术是一项人类精神性、情感性的活动，也深知这种活动如海洋“冰山”，暗流涌动、全貌难窥。故而，批评家需通过“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博观”操练，才有达成探幽文学思想情感全貌的可能。

“操千曲”“观千剑”实际上强调批评家要返回文学，返回到文学作品和文学现场，广泛阅读、用心感受，并最终达成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文学感”。人们津津乐道足球明星、篮球明星等通过异常刻苦的训练而习得的良好“球感”，其实文学艺术批评也需要通过发自内心热爱的阅读锤炼、感受淬炼而达到一种良好的“文学感”。这种“文学感”是不诉诸任何理论依凭的文学在场感，是不被任何概念阐释所掩盖的情思共鸣感，更是文学批评家走进作家精神世界的生命共通感。或许只有回归文学，重塑“文学感”，才能达到刘勰所强调的“圆照之象”的批评境界。

回归文本：重塑“体悟感”

在刘勰看来，“操千曲”“观千剑”是进行文学批评的第一步。如要深入把握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还需要进一步回归到文学文本中，而“披文入情”“沿波讨源”便是回归文本的重要法门。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在《神思》篇中又讲：“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可以看出，刘勰深刻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本质是通过辞令塑造形象进而包蕴思想感情的语言文本。批评家如要探究作品中的意蕴，则需沿着文本的辞令进入作家的情感世界，还需进一步沿着情感的脉络探究作家的精神世界。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讲：“尔心非我心，焉知我心之有得也。以我之心，置于尔心，俾其得我之得，虽两而一矣。”这与刘勰所谈如出一辙，强调批评家应当以心换心地进入文本，以深切体悟的方式，追求与作家情感共鸣、心意相通。王国维也强调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首先要有“入乎其内”的感悟和体悟，才能有“出乎其外”的反观与反思。

中国传统文论十分强调文本体悟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作用，而当下的文学批评似乎逐渐遗忘了这一古典教诲。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批评潮流更是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冲击。诚然，文学历来不是以独立的方式存在，而是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文学的文化批评中的“文化”，只能是一种视角和方法，并不能以文化批评来直接取代文学批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就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一种倾向是“将文学作为泛文化批评的材料，以文化而不是文学为中心，甚至不以文学为出发点”，进而指出“它所关注的不是文学本身，因此，很少有对作品艺术性做细致分析的，也根本不谈论文学审美性”。在这里，“以文学为出发点”实际上就是《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讲的“觇文见心”，而“对作品艺术性做细致分析”实际上就是《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讲的“披文入情”。去除所有外在的影响，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调动身心的全部感受，真正进入作品、体悟作品，这是批评家在解读作品时的首要任务。

文学批评说到底应是围绕“文学”，并以“文本”为出发点的批评。如要透析文本，应该建构的就是批评家对作品的“体悟感”。这种体悟感是批评家与作家两心感应、相通相融的基石，是批评家与作家心意相通、情感相连的桥梁，更是批评家与作家精神共振、深层共鸣的保障。或许只有回归文本，重塑“体悟感”，才能达到刘勰所强调之“欢然内怿”的批评体验。

回归文辞：重塑“语文感”

语言辞令是文学的媒介，文体结构是文学的骨架。因此，回归文学、回归文本最终应回归到文辞之上。

《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又言“驯致以绎辞”。《文心雕龙·知音》突出文学批评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其中“位体”“置辞”“事义”“宫商”均与辞令文体相关。此外，《文心雕龙》还设有如《镕裁》《丽辞》《夸饰》《练字》等不少篇目专门讨论文辞。在刘勰看来，“文辞”不论对文学创作抑或文学批评都至关重要，它是文学文本构成的根本。这种认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等诗文表达中可见一斑。

令人遗憾的是，当下文学批评对文辞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文学批评似乎更热衷于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伦理等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有意或无意回避诸如文体、隐喻、叙事、节奏、结构等文学的“内部研究”。这种批评导向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基础“语文感”的退化。有研究者认为“语文感”就是语感和文化感的综合。或许可以更进一步概括，“语文感”是语言感、文字感、文体感与文化感的综合。其中，前三者是文学语言的形式，而文化感是文学语言的内容。翻检近些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网络文学，有部分作品连基本的“语文感”都没有，语言混乱、文字不通、文体冗杂，遑论审美性和艺术性。文学批评文章中也存在不少理论空话、虚假套话，甚至概念废话，遑论切近性和引导性。

回归文辞、重塑“语文感”，是希冀在古典文论的启发之下，呼吁批评家和创作者对叙事、节奏、韵律、结构等文学的独特表现形式重新重视。毕竟，文辞是文学存在的本体，离开了文辞，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便不复存在。

总之，刘勰十分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甚至认为如能对作品理解深入、鉴赏精微，便能产生如春日登台、兰香弥服的批评愉悦。但要抵达这样的批评愉悦并非易事，除了需要规避“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的批评弊端，还需秉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批评态度，更需认认真真回归到文学、文本、文辞之中寻求“照辞如镜”“深识鉴奥”。当下文学创作者、文学批评家理应回归到这些古典认知中重温传统智慧，并结合当下文学实践的具体情境，积极寻求提升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质量的途径与方法。

（作者：李占伟，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