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次撤乡并镇后，康家湾村如今划归树林召镇城塔村。初夏，驱车来到康家湾，村民陈绿师家门前一片60多亩的土地上，不久前播种下的玉米已经顶出3寸长的嫩绿新苗，一条条细长的黑色滴灌管道纵横交错地铺设在地里。

　　“今年上了滴灌，我这一亩地少说也能收1600斤。”富有创新精神的农民陈绿师今年新上了一套滴灌设施，他是村里第一个使用滴灌的人，5000多元的投入换来省时省力又增产。这几年他不仅自己的种植、养殖搞得好，还帮助周边村民代耕代种，每年纯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前不久，他又花了8000多元新购了全村第一台覆膜机，这样，从播种、施肥到铺滴灌、覆膜，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耕种效率提高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一个念书不多的63岁农民，能有这样的先进耕种理念？话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陈绿师的母亲了——他的母亲正是40多年前内蒙古农村改革“第一人”赵丑女。

　　“我的母亲勤劳勇敢有头脑，为村里的‘包产到户’开了好头，至今还被村民怀念。”说起母亲，陈绿师眼里激动地闪着光。他的讲述，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43年前，53岁的赵丑女冒着违反政策的风险，“承包”了康家湾大队的14亩土地，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当时真的是太穷了，连玉米面都吃不饱。”陈绿师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大锅饭”吃不饱，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粮食产量太低，生活太难了。

　　1978年春节过后，饱受贫困之苦的赵丑女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承包集体土地自己耕种。她觉得与其与大伙一起“磨洋工”，不如靠自己的勤劳拼一把，一来为生产队多产粮，二来自家也能有点余粮。但这在当时可是违反政策的事，没有人敢这么做，但赵丑女有自己的想法。集体劳动的地方离她家很远，每天要走40多分钟山路，还要先集合再出工。这种“光跑路不干活”的方式让她很是苦恼。于是，她大胆地向当时的生产队长韩子义说出了想包种自家附近的14亩集体土地的想法，“有走路的那点功夫就把这点地拾掇了”。韩子义把赵丑女的想法提到队委会商议，大家同意让她试一试。于是，赵丑女“承包”下了这14亩地的耕种任务，对这14亩土地倾注了全部热情。她打了井，上了水车，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起早贪黑地侍弄着这些庄稼。

　　“一片地的中间种的是玉米，地垄边上还种上了葵花、大蒜和白菜，凡是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

　　生怕浪费一丁点土地。”据陈绿师回忆，那时他19岁，除了参加村里的大集体劳动，还兼任队里的会计和计工分员，只有在闲暇时间才能帮母亲一把，大部分时间都是赵丑女一人在田里劳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一年后，赵丑女承包的这14亩地产量果然翻了番。包种3年间，原来粮食单产只有200斤的耕地，平均亩产达到了500斤以上。3年下来，这位50多岁的农家妇女，一个人在14亩地上产出的粮食，几乎占了康家湾大队50多个壮劳力在80亩土地上产粮的一半。康家湾大队的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达拉特旗。时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的千奋勇来到耳字壕，不仅对赵丑女赞不绝口，鼓励她继续承包，还把这个典型推荐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周惠书记特意把一封信带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封信的标题是《像赵丑女这样的包产到户何罪之有？》。1979年8月，盟委用十几天的时间组织全盟农业社党委书记从杭锦旗到达拉特旗观摩。千奋勇还亲自撰写了《包产到户是伊克昭盟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坦途》，发表在报纸上。1980年，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75号文件，之后又连续几年发出中央1号文件，使“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并不断得到完善，成为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到1980年底，伊克昭盟7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40多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确权、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统筹城乡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到“三农”的改革，推动内蒙古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61岁的城塔村党支部书记赵先荣目睹了这片土地的改革变迁。当年的康家湾大队80多亩耕地如今发展到6000多亩，大型机械替代了马拉犁车，农民种养殖业发展迅速，村集体经济有了收入，全村人都住上了新房，学校、敬老院、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日益完善。2020年，城塔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郝雪莲)